菲利普·坎贝尔(PhillipCampbell),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总编辑,也是“自然”出版集团董事之一。物理专业出身,曾任工程师,在《自然》从事编辑长达11年,1995年12月启任总编辑,对《自然》发表学术期刊负有全责。菲利普也是皇家宇航学会成员和物理院成员之一。他任编辑期间,《自然》多次得到了期刊出版协会奖,包括1998年的“年度国际杂志奖”,“自然”的发行情况从1996年开始快速增长,目前该集团除了《自然》之外,还有13份下属专业“自然”系列期刊。
2006年,中国科学家发现了已知最早会飞的哺乳动物,登上了2006年12月14日的《自然》封面。
6月9日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头济济,演讲厅被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和学子挤满。站在演讲台上的是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核心人物,他们在讲解“如何在《自然》上发表论文”。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自然》现任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他对《自然》期刊发展、科学界发展的预测精确到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自然》作为一本顶级学术期刊的定位,“《自然》不是一切”;谈到了编辑的标准,“科学论文不是为了上头条”;也谈到了对中国的希望:“希望基础科学更多自由”。
1关于《自然》
惟一要传递的是科学本身
新京报:和其他学术期刊如《科学》相比,自然编辑在选择论文上有什么标准?
坎贝尔:《科学》杂志很重视创新,而《自然》不仅需要创新的科学,更需要那些能在各领域中起到影响的研究;另一个标准是,有些研究可能并没有很大的科学创新,但却能对政策有所影响;最后一个标准就是研究的广度,是否能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起到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作为编辑,你们想通过论文的选择传递一些政策、伦理、社会等方面的信息吗?
坎贝尔:不,没有,我们惟一想传递的信息就是科学本身,这些研究可能对政策改变起到了影响,但我们选择的时候还是立足于科学本身来选择的。
新京报:举个例子,如果《自然》此前发表了带某种观点的文章,还会发表另一篇文章反对这个观点吗?
坎贝尔:绝对会。我们避免做的就是带立场,尽力做到中立,我们不会说这个理论比那个理论更优越,只是看每份论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自然》要做的不是偏向哪边,而是选择最好的论文,最好的实验。
新京报:即使之前的论文是错误的?
坎贝尔:对,即使是显示之前的论文是错误的,我们也要发表。有时候,我们可能格外注意和以前发表文章持相反观点的论文,这样我们才能发现错误。
比如多莉羊是我们发表过的最好的文章,但这时有篇文章出来,指出这文章里有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毫不犹豫就会把这篇论文发表出来,哪怕心里有些不愿意。
新京报:《自然》和《科学》等其他专业期刊竞争激烈吗?
坎贝尔:我们和他们竞争,特别是都想得到最好的论文,得到新的重大科研发现,但这是种非常友好的竞争,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科学家论文被拒绝,无论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被拒绝,都还有在其他期刊上发表的机会。
2关于编辑
编辑的权力来自科学价值
●每年全球大约有1万篇论文提交,我们当即否决掉60%-70%,此后我们在听取评审团意见后再否决大约2千到3千篇,最后只剩下1千篇发表,最后的总发表率是10%.
●我的编辑得到很多“投诉”,指责为什么《自然》编辑拒绝他们的文章,不过投诉的接受率是很低的。
新京报:《自然》虽然很专业,但同时也是一份媒体,编辑如何处理这一层身份?
坎贝尔:《自然》的确是一份媒体,它会用科学语言撰写新闻、时政,同时也发表专业论文。当发表论文时,它会聘请专业评审团,他们常年呆在实验室里,去开各种专业大会,阅读专业期刊,他们在专业方面比我懂得多,我依靠他们来做决定。
我们永远不会为迎合媒体头条而选择论文,相反,我们的论文发表后可能对政策决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后来成了报纸头条,这个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耸人听闻的科学,不需要吸引眼球的科学,不需要头条,真正优秀的科学研究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编辑是最终做决定的人,他们究竟有多大权力?
坎贝尔:我不会用权力这个词,权力意味着你要施加影响,而科学是不受影响的。我们做的只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寻找最优秀的论文。
如果从科学评判的角度看,我们是没有权力的,但如果从科学价值的角度看,我们是有权力的。我们有最后做决定的权力,要对所有评审团的意见进行综合。评审团评定这篇论文在专业技术上能不能通过,但编辑是最终评定其意义多大的人,并从公共的角度来决定是否要发表这篇论文。
为了向你说明从这点意义上我们有多大权力,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有非常多,覆盖完全不同领域的评审,大部分时候编辑会完全同意评审的看法拒绝论文,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最终还是选择用。最近就有一篇论文让三个评委都反对,但我们还是采纳了这篇论文,最后这篇论文得到了大量的引用。
新京报:你提到评审在专业领域上更有权威,那为什么还要反对他们呢?
坎贝尔:评审的确在专业领域上更有权威,他们拥有编辑没有的非常具体、深入的专业知识,但他们没法给出一个宏观视野图中的评价,在一个大科学发展的视野而言,他们不如编辑,我们的编辑来自各个领域,经常互相沟通,而且我们关注宏观层面上的科学发展,《自然》需要的是在宏大视野图中起着大的影响的研究,我相信我们的编辑有这个能力判定研究的重要性。
新京报:能介绍下《自然》大致的评选体制吗?
坎贝尔:编辑首先决定这篇论文到底有多少分量,这个决定要在几天内就完成,如果不够有分量,他们就不劳驾评审了,直接拒绝,每年全球大约有1万篇论文提交,我们当即否决掉60%-70%,此后我们请雇用来的专业评审团进行评估,大约三个左右,都是专业领域的专家,评审通过率大约是20%,在听取评审团意见后我们再否决大约2千到3千篇,最后只剩下1千篇发表,最后的总发表率是10%.我们整个体系中当然也有“发表前咨询”一块,就是在投寄论文之前先跟《自然》编辑咨询一下这样的文章有没有可能发表,不过这块询问的人并不多,还有论文被拒后“投诉”一块,这块参与的人就挺多了。
新京报:每年拒绝这么多篇论文,你有被抱怨过吗?
坎贝尔:我本人没有,我去很多地方,偶然会听到抱怨《自然》对国家有偏见的说法,但大部分都还是很理解《自然》的。但我的编辑得到很多“投诉”,指责为什么《自然》编辑拒绝他们的文章,不过投诉的接受率是很低的。
3关于中国
中国基础科学应享有自由
●科研必须有好的道德标准、透明度和强力的本地培训系统,培养年轻人的创造力。当地是不是有一个好的、高的审查标准很重要。
●我想告诉年轻科学家:给《自然》的关注太多了,《自然》并不是一切。年轻科学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期刊拒绝了你,这不代表一切,期刊也会犯错误。
新京报:谈一下你做编辑这些年来对中国论文参与《自然》的印象。
坎贝尔:我能直观感觉到来自中国论文数量增加非常快,另一方面,中国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在增加,而且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的项目也在增加。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论文一下子出现很多?
坎贝尔:作为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必定有一些方面的科学在迅猛发展。这个时期产出的科学研究,可能不一定有很重大的科学影响,但是会有很重大的实际效益,这些也是很好的研究。在我看来,中国一直很坚定于自己的科研,顶级研究丝毫不低于其他国家。
新京报:但是你也提到了中国论文的质量还是比较低,是吗?
坎贝尔:质量低的论文世界各地都有,并不只是中国有,我也听说了中国科学家在担心一些论文的质量,尽管这可能是事实,但我并没有把中国单独列出来。
新京报:只关注短期效应,这可能是中国科研的问题吗?
坎贝尔:这个问题在全球都会遇上,但有些国家在鼓励实际效应研究的同时,也鼓励出产长期效应的科研。我担心中国的是,不少项目要求科学家把目光放在短期实际收益上,所以我鼓励中国的基金会不仅要鼓励短期研究,也要鼓励长期研究。
新京报:如何看待科学领域的腐败现象?
坎贝尔:科研必须有好的道德标准、透明度和强力的本地培训系统,培养年轻人的创造力。当地是不是有一个好的、高的审查标准很重要,我见到中国的科学家,他们希望能够在中国的这些方面提高。
最近有一些科学家面临的压力就是迅速出成果,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危害的。文化应该培养一种创造力,而且培养独立思考,高水平的阅读。但是这种要求,不应该构成比较大的压力。对中国比较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增加自己的产出,因此可以大力发展应用科学,但基础科学必须享有自由,不应该承受太多的压力。
新京报:语言和格式会成为中国论文发表的障碍吗?
坎贝尔:我不觉得语言是障碍。我也问过我的编辑,他们都说语言不是问题,研究论文的核心是关于数据,而不是语言,而数据是全球的,通过数据,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很容易地判断科研价值,语言只要达到不妨碍理解的程度就可以了,不成为影响数据判断的理由。
新京报:中国科学界在哪些领域表现比较突出,哪些领域表现比较弱?
坎贝尔:有一些很好的基因学、考古学研究,尤其考古学,在《自然》发表了很多非常出色的考古学研究论文。但是在化学方面出版的文章并不是非常的多。
我们特别想吸引中国的化学家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更多的文章。
新京报:不少中国年轻科学家觉得能有一篇文章在《自然》上发表就能改变一切,《自然》成了他们的梦想,你觉得“《自然》是一切吗”?
坎贝尔:我想给年轻科学家三条信息:第一、给《自然》的关注太多了,但有太多的期刊都和《自然》一样优秀,《自然》并不是一切。
第二、年轻科学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期刊拒绝了你,这不代表一切,期刊也会犯错误,任何科研成就都是重要的,所以要继续努力。第三、别把发表论文作为惟一途径。不是论文发表越多,学术成就就越高,有很多优秀的科研并没有把论文发表作为目标,它们的目标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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