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石沉大海”的涉嫌学术腐败事件相比，这次校方能够公开回应质疑，不是回避问题，值得称赞。但是从媒体报道来看，校方的表态并没有最终解答专家的批评和公众的困惑。首先，校方尚未组建答辩听证会专家组，就对事件作出性质判断，不免“主观意图先行”；其次，校方与当事人关系密切，它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如何不受到利益关联者的影响，保持公正性？这次新闻发布会属于校方的“危机公关”，却不能起到盖棺论定的作用。

　　对于涉嫌学术腐败事件，校方组织答辩听证会或者调查委员会，是应有之责。比如去年震惊国际学术界的韩国“黄禹锡事件”，当事人所在的首尔大学就组建委员会进行造假调查，但是该委员会不是一个封闭机构，而是呈开放式，比如他们表示愿意同匹茲堡大学调查署等国外机构开展合作，同时可以考虑向外国专家进行咨询。除了这种内部调查，还有平行的外部调查，韩国检察机关、监察院以及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也陆续公布调查结果。这使得学术监督机构互相制衡，不至于出现“二次腐败”的现象。

　　从四川大学的新闻发布会来看，校方先把这次事件定位为“学术争议”而非“学术造假”，有先设定答案再寻求专家论证的嫌疑。“学术造假”和“学术争议”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属于事实层面，有是非判断，后者属于价值层面，各方见仁见智。把“学术造假”解释或者定性成“学术争议”，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我不敢断言魏于全先生的研究一定存在司履生先生批评的问题，可是后者批评的是“实验设计中的明显错误，实验结果的不真实性和实验结论的不可靠性”，校方更应该针对这些事实层面的问题进行回应，而不是把问题归结为价值层面的争议。

　　司履生的公开信中提到他和魏于全的一些交往，比如后者曾提着礼物去看望他。于是，媒体和公众把目光集中在人事交往的细节上，这些或许与事件有着一定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关系，有时反而干扰了调查问题的视线。把学术问题与个人恩怨挂钩，对调查涉嫌学术腐败事件没有太大帮助。

　　魏于全的论文究竟有没有司履生指责的问题，要比前者有没有拜访后者更为重要。现在舆论倾向于把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这种思维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即使礼物金额非常昂贵，有可能涉及法律问题，那也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出面调查，而不是学术问题。

　　调查涉嫌学术腐败事件需要防止“二次腐败”，否则既无法让当事人信服，也无法让旁观者满意。同时，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不能顾左右而言他，把涉嫌学术腐败事件轻易等同于“学术争议”和“人事恩怨”，那样反而回避了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