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一位朋友在南开大学读博士，本该今年毕业的他，因发表的论文影响因子（影响力）太小，没能如期毕业。7月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南开，今年有一半博士因达不到学校的相关规定而延期毕业。“博士不好混了”，我这个朋友感叹。 　　

    博士本来就不应该“好混”。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层次，博士生的培养教育影响着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的提升。华南理工大学刘亚俊教授撰文分析了自1901年开始到2003年的百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历史，在169位获奖科学家中，有151位都曾经有过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其中有25位获奖者，因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而获奖。

　　某种程度上说，博士生代表着国家人才培养的高度。目前，我国的博士生培养正处于飞速发展期，仅从数量上看，我国在校博士已超过14万人，接近于美国和德国的数量。但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杨卫介绍，我国一些研究性大学和国外大学的差距主要是在研究生阶段，而研究生教育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博士生的教育上。

　　由于我国博士教育基本是文革后发展起来的，在短时期内就达到目前规模。而美国则在10多年以来，一直稳定在年授予学位4万人的规模。数量膨胀过快导致博士“师资”不足，调查显示，我国每个博导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高于美国每名导师带2至3个学生的比例。一个导师带20个博士、外加数量庞大的硕士，这早已不是新闻。

　　在我国，博士受到的礼遇不同一般，在不少地方，考公务员，可以享受“副处级”待遇；在很多大学，招教师，非博士不要。于是乎，很多人对博士趋之若骛。而对大学来说，博士点数量，则是一种“荣耀”，一种硬件，更是一种资本。许多学校想法设法争着多上几个博士点。在今年博士点申报中，全国各高校申报增设的博士点竟然达到2700多个，是现有博士点的1.4倍。不少高校一对外介绍自己，就称我校有多少博士点，一年培养多少博士。据悉，美国大学中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两所，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学校都不超过600人。而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博士生一年招生数动辄超过1000余人。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改变目前放羊式的博士“培养”方式，必然导致博士培养质量的下降。

　　南开大学半数博士延期毕业是个信号。我们欣喜的看到，目前，不少高校已经注意到并开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走出了解决博士生培养质量不高这个顽疾的第一步。比如，南开大学就不再单纯要求博士研究期间发表论文的数量，更注重论文质量；规定导师一届招收博士不允许超过2名；无课题、无成果、无经费的导师将停止招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对博士论文由校外专家进行匿名评审，等等。

　　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但博士生招生总体数量庞大、博士点扩张过快、博士生培养结构不尽合理，这些问题，远不是某一个学校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