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两位年轻的留学生魂断异国他乡一事，《新京报》日前发表一篇题为《是什么让“留学生”的声誉蒙羞》的评论，文章提出，贪官子女涌向国外，影响了留学生的“品牌”形象。

　　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是，仔细分析“留学生”声誉蒙羞的原因，除了“权力腐败”和“留学”被人为地捆绑在一起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的美誉度过高，社会对“海归”们期望值也太高。近现代以来，中国从清末选拔第一代幼童留美开始，留学生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分析这并不短的留学历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政权刚刚打开国门时，留学生的质量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大多是公派，肩负着学成本领报效故国的神圣使命，这些留学生大多刻苦上进，学有所成。因此这些人中间，出了很多见识、才学超一流的大家，从清末的严复、詹天佑到民国初年用庚款送出去的那些留学生，都是如此。改革开放前期派遣的那些公派留学生也是这样。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对留学生认可度较高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寄托着诸如理想主义、创新等美好价值，也可以理解。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留学潮之初，年轻人出洋归来一下身价百倍也是常见的事情。可是一旦国门大开，由于留学生归来的竞争优势，许多人必然会挤这种“新科举之路”，自费留学越来越多了，留学生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这样，留学生的美誉自然会受到稀释，方鸿渐那样混个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回国给父母交差的“游学生”也不在少数。

　　胡适曾经称赞鲁迅和周作人，他认为周氏兄弟留学日本数年，回国后能熟练地使用日语，并对日本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清朝民国交替时期，留日已经成为风气，那时候出国没有现在这样麻烦，在日本生活的费用也不很高，许多人买张船票就去了。因此许多留日生，包括一些同盟会员，留日数年整天生活在中国人圈子里面，连日本话都不会说。那种不把学业当回事、一心只想游玩的留学生，在鲁迅的《藤野先生》中，有过精彩的描述。

　　留学生的“光环”消失，从云端跌落到尘土中，未必不是件好事。出国接受教育和在国内接受教育本来就不应有本质的区别，哪个地方都会培养精英，也会培养平庸，没什么奇怪的。对于留学生，不应当另眼相看，国人应当抱以平常心态对待，在一种公平的制度下，“海归”也罢，“土产”也罢，平等竞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