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部商报》7月27日报道，甘肃通渭县为了从根本上遏制由于师德师风等问题而引发暴力恶性事件，对该县360所学校进行了检查。检查中发现在师德师风、安全、教育质量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通渭县教育局长引咎辞职。

　　暂且不论教育局长辞职是主动还是被动，或者还有其它的什么因素，至少该局长的辞职构建了一种新的模式，可以视为继“县委为高考滑坡道歉”之后，在通向教育问责之路上的又一重要拐点。

　　山西省榆社县高考成绩滑坡，县委向全县人民道歉的事件曾轰动一时，许多评论都已指出，高考滑坡县委道歉未免过于急功近利。我赞同这一看法，不想轻易为之喝彩，但另一方面，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也不管“道歉”是否是最好的方式，至少这样的举动在客观上体现了一定的对教育负责、对公民负责的教育担责意识——起码在程序和行政姿态上是这样。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不道歉，公众又能怎样？

　　教育观察：榆社县委道歉何错？

　　同样，假如当地教育一团糟，教育局长也依然“打死不辞职”，在现实的情境下，公众又能奈他何？所以，不管在“县委道歉”和“局长辞职”事件中有多少让人不满意的因素，至少他们都在行政姿态上兑现了一种教育的担责观——谁辜负了公民的信任，谁办不好教育，谁就要道歉，谁就要为之承担责任，哪怕只是“口头道歉”的责任。

　　如果以“县委道歉”和“局长辞职”为关键点，继续沿着这一行政路径把“教育担责”的图绘制下去的话，一幅完整、清晰的“教育担责路线图”就有望绘成。在这幅以公民受教育权为横轴，以教育官员的乌纱帽为纵轴的图上，以法律为连缀规则，以民意为定位导向，“受托权力”和“行政责任”相对应。这幅图，不也正是我们通向真正的法治社会的地图吗？

　　自然，刚刚起步甚至仍处混沌状态的教育担责，大都过于随意、心血来潮和个人色彩相当浓厚，也基本依赖于官员的自觉。今后的教育担责，能否更制度化、更法律化呢？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需要完善，我们亟待建立一种“谁接受了多少教育委托，谁就要承担多少教育责任，谁就要承受多少失职的追责后果”的机制，不管他是多小的和多大的教育行政官员，都必须实现权力和义务的平衡，承担相应的教育行政责任。

　　近些年，我们的教育事业备受诟病，缺乏刚性的、清晰的担责机制是重要原因。多年来，罕见教育官员为教育监管不力承担责任，因此，“县委为高考道歉”“教育局长引咎辞职”才会成为新闻。当没有人为教育的恶果担责，势必只能由全体公民为之埋单。而公民已经通过纳税预付了教育费用，如果有关教育官员拿着这些钱却不能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的话，就理应为辜负公民行政之托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