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份，全球著名且极具影响力的咨询机构，麦肯锡（McKinsey）出具了由安竹•格兰特（Andrew Grant）等人编写的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份研究报告，其主题是:中国大量的高校毕业生中，仅少数人具备在服务出口行业里胜任工作的能力。英国金融泰晤士报在10月7日发表了杰夫•代尔（Geoff Dyer）与霍泽姆•麦钱特（ Khozem Merchant）两人撰写的关于上述报告的一个摘要，标题是：《高素质大学生短缺，将有碍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引起国际上相关人士的重视。美国IEEE-CS的高层主管彼德•特恩奈尔(Peter Turner) 当日即将该份摘要转发译者，并提议就此问题与译者做一次讨论。IEEE-CS作为世界权威性的学术机构也密切关注着中国的高等教育，目前正与译者及其所领导的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开展合作，在我国推广CSDP软件工程师认证体系，以及开展相应的培训教育等工作。我们特把代尔与麦钱特的全文译出，以饗读者。此外我们还想告诉读者，就在同一天，金融泰晤士报还就麦肯锡的这份报告发了另一篇评论，题为：《中国商业的致命伤》，而副标题则是：《北京需要训练出许多更为合格的毕业生》。文章在结尾处评论道：如果北京想要通过发展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服务业以提升其价值链，那末首要之举，就是必需改善毕业生的质量，而非仅仅是扩大数量；并且还必需提高英语的教学标准。当然，这仅仅是一家言，而且是外国人说的，未必那么全面。可也说不定就在外人的那些认真负责的评论中，有自己反而看不清楚的真知灼见，正所谓旁观者清。

    客观上，我国计算机教育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起步较晚。在五、六十年代，部分高等院校虽也有计算专业，大都是设在数学系里，主要不过是讲授计算方法和程序设计。而真正称得上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专业教育则始于文革后、80年代初期。那时，一些高等院校开始设置计算机科学系并开始招收本科生，最初的师资则是来自于包括数学、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教师。在吸取主要是美国的专业经验的基础上，各计算机系根据自己的条件设置了一些有关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的课程。二十年来，这些院校为中国现代计算机科学培养了早期的专业人才，同时自身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科研和教育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进入新世纪以后，首批35所大学成立了软件学院，初衷是希望能培养出更为企业所需要与欢迎的软件人才。必须看到，我国计算机教育的整体水平与美国等计算科学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实施方面，如软件工程等，无论在深度和宽度上都存在明显差距。举个例子，CSDP是IEEE-CS开发出来，并在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关于软件工程人员的认证，三年前在世界上推出，也几乎是同时进入了中国。全国前后有数十人试图折桂，但迄今为止仅有3个人通过了考试而获得CSDP证书。而美国在同期竟有450余人通过了考试。差距如此之大，撇开英语能力影响着在考试中发挥水平的因素，失利的主要原因当然是软件工程专业知识的不过关所致。大学教育的质量很值得怀疑。熟悉中、美两国计算机教育的人士都有同感：相比之下，我国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比起美国学生来，课业负担似乎过于轻松，于是多数在校内外打工挣钱，花去了他们大部分原应用于正规与系统专业学习和训练的时间。我们无意否认他们在实践中获得经验的可能性，问题是，难道在学校里教师没有可教、学生没有可学的了吗？我们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希冀更多有识之士知道外人是如何观察、评价中国的大学教育，以收兼听则明之效。

    “高素质大学生短缺，将有碍中国经济增长”

    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缺乏良好训练的毕业生，这可能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更先进的产业。

    报告表示，缺乏应用技能，英语水平低下，将使中国更难发展服务产业，比如像印度信息技术外包产业。在过去10年里，印度一直在专门从事这一产业。

    这一研究突出表明，中国在处于努力从以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向服务和研究产业转变的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麦肯锡还预测：尽管中国目前新毕业生数量巨大，跨国公司在中国招聘高质量人员仍将面临一个有更多困难的时期，因为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华扩张业务。

    “一方面是短缺，一方面是丰富，这是个矛盾的问题”，麦肯锡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报告作者之一安竹•格兰特表示：“尽管中国的毕业生人数很多，但仅有少数人具有能力，可以胜任服务出口业的工作。”

    该报告基于对83位人力资源部门主管的访谈。他们认为，中国的毕业生中只有不到10%拥有胜任外企工作的技能，而相比之下，在印度该比例则达到25%。

    中国今年将有310万大学毕业生，美国则为130万。但格兰特表示，许多中国学生所接受的那种教育，没有教给他们为全球跨国企业工作而必需具备的那些实用的和团队协作的技能。“大学采用的是基于理论的、教科书的、事实的、导师传授的教育方式”，而且他认为，英语教学对交谈技能的重视也不够。

    据麦肯锡的报告指出：中国每年培养出约60万名新工程师，是美国的9倍。然而，在中国现有的160万名年轻工程师中，只有约16万名具备为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扩张，能为跨国企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比许多企业意识到的要少，而且这些跨国企业还将面临与中国本土企业争夺毕业生的激烈竞争。

    该报告称：10年后，中国将需要7.5万名具备某种国际经验的经理人。但中国目前仅有约5000名这类人才。

    格兰特先生认为，中国必须要加强学院与企业之间的“结合”，以便学生们可以学到企业真正所需的技能。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有长远的策略”，他说。

   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蓝马德莱，他是印度最大的IT企业TATA咨询公司（TCS）的执行总裁。上个月在杭州的一次会谈中，他与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教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中等城市，杭州较低的成本正在吸引着印度IT业的潜在投资。

   蓝马德莱先生告诉潘教授：TCS会送一部分杭州的中国员工去印度参加专门的培训，同时，TCS也愿意提供帮助设计大学课程，以使毕业生可以更好的适合于在IT业工作。

   在TCS和其他来华投资的印度IT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发展本地服务全球用户的中心之际，如果软件专业毕业生和研究生的英语沟通技能欠缺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他们将一无所获。

    印度人掌握英语的程度很高，这一点使得印度比其竞争对手中国胜了一筹，中国也渴望发展各项前沿技术。近十年来，印度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外包中心。中国没有掩饰对印度低成本、出口主导型信息技术产业的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