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级博士新生开始，南京大学实行研究生培养新机制。根据改革草案的条款，今后南大600多位导师每招一名博士生，不分文理科，每月均要向学校上交100元，以津贴形式发给所带的博士；招生时，向科研经费充足、国家级课题多的导师倾斜，无科研经费不得招生。

　　按照南大1名导师每年最多招3名博士计算，招满的话1年要上交3000多元；博士毕业周期一般4—5年，以5年计，如果年年招满，一个周期内手下有15名博士，1年要交近2万元。文学院一名教授说，现在国家经费支持少，这些学科1名导师拿一个省级重点课题3万—5万元经费，一般项目1万元左右，光立项不给钱的也不少。在人文社科类学科，导师大多独立研究，博士作用不大，改革后压力明显增加。

　　但与文史哲教授对改革的担忧形成反差的是，诸如经济、法学、理学等应用性强的理工学科则对改革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强硬支持者也不在少数。南大并非首所进行研究生培养改革的国内名校。就在此前不久，北大、清华、浙大已在强行推行类似的招生改革。其中，在文史教授对改革方案的争议声中，浙大历史学博导包伟民愤然投书网络表达拒招意愿，力劝报考他的学生“另投名师”。

　　针对研究生招生的改革并非只有上述4所高校，全国今年共有17所高校首批试点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从既有的改革思路看，在根治研究生滥招的名义下，文史哲学科与应用型的理工学科处于不同的改革安排中，贬抑前者褒扬后者的改革思路已成为这一精英教育的现实与趋势。这一波改革所遵循的市场化与行政化导向愈加明显，在一种始终备受指责的量化学术成果的庸俗理解中，文史哲学科竟然越来越沦落为改革的失意者，甚至需要改革措施作出近似于施舍般的救济安排。

　　谁也不敢肯定包伟民教授的拒招抗议书能产生扭转局面的作用，南大的新方案一如既往地彰显着此项改革的隐讳目的。在行政力量主导整个改革进程的情况下，精英教育改革中对批判性人文学科的安排、不同学科发展机会的分配以及对整个研究生教育学科的分级无不体现出规训意识与权力意志。显然，能否取得省市、国家级课题成为博导招生的必要条件就是这一规训意图的强烈注解。长此以往，自上而下、计划性的课题必然收敛整个精英教育的学术视野，使它们服从于强势力量的利益布局。

　　没人可以否认理工应用学科的作用，但在新一轮的高校改革中，文史哲学科面临着成为牺牲品的命运：要么是依照失衡的游戏规则艰难求生，要么在自甘冷落中走向边缘化。于是，研究生培养改革成为主导的社会统治秩序在精英教育内部的延伸。行政性的课题设置大一统地凌驾于学术尊严之上，培养理性看待政治与社会的人文学科的空间被大力挤压；本应独立、自由、开放的学术秩序因此走向奴化，而给出的理由却是那样简单、粗暴：只因为现行的主导秩序的功利性甄选，只因为它们可能给训导与整合带来挑战、制造麻烦。

　　中国的高校改革自从启动至今，始终在学术、市场与行政三种因素的角力中进行，但目前的结果是后两种已压倒性地占据上风。那些高校中的既得利益者在削弱学术力量、向强势的教育主导力量屈服的过程中继续积累优势。相应地，研究生级别的精英教育改革，更是一个主动奴化与被动奴化相互纠合的过程，伴随其间的是从数量和价值两方面对文史哲学科的侵袭与清洗。例如，在高校学术成果计算中，文科的成果只相当于理工科的1／3或1／4——这并非冠冕堂皇的所谓“学科差异”，实际上就是规训权力的话语表达。它试图通过各级行政性课题的安排与筛选，赋予文史哲与理工应用学科以不同的价值尺度，通过压制前者的批判性本能，求得某种一致性和标准化。

　　因此，是否应该缴费或缴费多少绝非改革争论的实质所在。计划性质的课题只在意驱赶更多的苦力，诱使他们围绕特定目的劳碌、奔命；如此下去，有可能导致没有人愿意见到的恶果：那些或可孕育真正知识分子的人文学科，被扣上“非计划”、“无用处”等标签打入冷宫，并着力使他们成为某种秩序压迫、某种驯服需要的承载者。从目前情况看，这就是精英教育改革逐步深入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