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乞讨”见诸报端后，见到的评论，几乎一边倒，全是批评这位博士“缺乏责任心、自暴自弃、消极遁世”等等，有的甚至说出“咎由自取”、“自作自受”这种很刻薄的话。后来总算看到一篇文章，以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苏联青年诗人布罗茨基的经历为例，呼吁舆论“放‘乞讨博士’一马”。
布罗茨基是否“沉湎于自己所营造的精神虚空之中”，不必深究，但是他1964年3月曾以“不劳而获”获罪，被判处5年流放，却是事实。判罪的依据是1961年5月4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一条法令，即《强化与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人和过反社会寄生生活的人的斗争》。可是这世上获诺贝尔奖的人能有几个？万一“乞讨博士”以后并不能获得类似的殊荣，人们现在不放他一马，是否就正确呢？

　　以我的老生常谈，评论家们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主要还是缺少平常心。以平常心看人论事，就不会如此偏颇，更不会出现有些评论常常出现的浮躁与浅薄。

　　以平常心看“博士乞讨”，我首先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法想像的。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适合你干你愿意干得干，不适合你干你不愿意干也得干。但是作为一个人，他的个人选择，哪怕非常合情合理，都被一概抹杀。这样比较起来，谁看不出这种变化的时代意义？现在，人们看到北大毕业生陆步轩卖肉，复旦毕业生顾澄勇卖蛋，同济研究生高志军当“垃圾王”，一直到南京这位“乞讨博士”，这些事实说明：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做，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社会也对他们体现出极大的包容度。谁能否认这是一种进步？

　　其次，我看这是学历至上主义的一种失败。认为高学历的人一定比低学历的人贡献大，生活体面，是传统的世俗之见。低学历不见得就没有大作为。刚去世的启功，自称“中学生，副教授”，“功不成，名不就”，其实恐怕没有几个高学历的人能与之比肩。高学历的人工作失意，生活颓废，中外也并不罕见。过分渲染学历至上，一旦遇到“博士乞讨”这种实例，当然也就要大声责备其放弃责任累赘社会了。其实这种一厢情愿的见解非常可笑。他是博士，他就不该如此；他是农民，他就可以如此吗？这种双重标准，不仅仅是学历歧视，其实更是一种上等人固有的无知和偏见。顺便说一句，《南方日报》有篇文章由“博士乞讨”说到对乞丐的总体评价，说“乞丐也是人，但却是放弃了公民责任的特殊人群，类似于‘洪七公’和‘苏乞儿’式的义丐不过是文艺作品里的形象罢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武断。和任何职业人群一样，乞丐之中，固然有不负责任之辈，却也照样有肝胆相照的志士仁人。据我所知，解放初期一度被严厉批判的电影《武训传》，其主角就是一个以乞讨为主要手段来兴办义学的乞丐。生活中的乞丐武训，更是曾经感动过无数的中国人。把乞丐一概而论地说成是“放弃了公民责任的特殊人群”，不知根据何在？“博士乞讨”，是一种个别现象，这件事本来不必大惊小怪，既不需要谁悲天悯人，更不需要谁义愤填膺。

　　“博士乞讨”，也许经过深思熟虑，从此以此为生；也许只是一时无奈，以后会另有主张。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认为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他个人完全拥有选择的权利和能力。如果保持平常心，别人对此就不必指手画脚。现在的评论，都是根据《金陵晚报》的一篇报道。也许博士心中其实另有隐衷，而且不便启齿；记者的报道，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眼光。记者笔下的事实，其实都已经经过挑选。如果保持平常心，别人也许会因此对博士的处境表示同情，或者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但绝对不会假以辞色。对自己不以为然的事动辄上纲上线，不去认真调查研究，而是主观臆断，其实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文风，应当引起评论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