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五丈

“爸爸在读书嘛，回不得。”

这天，母金玲警官的职责是监听服刑人员的“亲情电话”，她没有料到，她将听到一段很不寻常的父女对话。

早上，她来到山谷的入口处，走进一个高高的大铁门。

身后的围墙上，一座高耸的岗亭红瓦飞檐。岗亭里，一位武警紧握冲锋枪俯瞰山谷。

山谷里，是重庆市三合监狱。

这是2006年的3月，母金玲刚来上班一个月。她走入监区的“亲情电话”室。栏杆外，服刑人员排着队，一个个走到窗口给家人打电话。母金玲拿着一个话筒，负责监听。

按规定，服刑人员的电话、信件，都要经过监听和检查。按服刑人员的表现和刑期已执行长短，服刑人员可得到打“亲情电话”的不同待遇，有的一周两次，有的一月一次。亲情电话是服刑人员最盼望的时刻。亲情表现在平平常常的问候中，“吃得好，穿得好，身体不错，不用担心”之类。

可接下来的这个电话，很另类。这是父女间的对话，听声音，女儿只有六七岁。

“爸爸，你怎么还不回家啊？”

“爸爸在读书嘛，回不得。”

“你怎么读那么长时间啊？好几年了。”

“爸爸读完了大学，又读研究生了噻。”

这个人挺有趣，还和女儿开玩笑呢。母金玲警官听着电话，莞尔一笑。

女儿继续问：“我们班里也有同学爸爸读研究生，人家爸爸怎么周末和放假都回家啊？”

“爸爸学的是高科技，是国家机密噻，不能回家。”

母金玲抬起头，开始注意这个人。他30多岁，方脸，两条短粗的眉毛皱在一起，百般为难地遣词造句，不像是在开玩笑。

母金玲严肃起来。诚实，是对服刑人员的基本要求，再次进入社会后能诚实守信，是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改造目标之一。

电话打完，母金玲把这位名为王龙的服刑人员叫到跟前，问：“你为什么撒谎？”王龙双手贴着裤缝，站得笔直：“报告警官，我不想让娃儿知道我在监狱里，我不想伤害她。”

他面前的女警官表情平静，心却热起来。

“这里的电话是保密的”

母金玲警官找了一个机会，与王龙单独谈话。王龙是重庆人，因盗窃罪被判入狱15年，这是他“二进宫”。在此之前，王龙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第一次坐牢对王龙没有多少影响，“我年轻，输得起。”他对警官说。出狱后，他做起水果生意，娶妻生女。

生意做久后，王龙觉得自己奔波各地太辛苦，风险大，远不及那些黑道朋友来钱轻松。他重操旧业，1999年12月17日，他与同伙偷第5辆轿车时被抓，后判入狱15年。

这一次，心情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坐牢的，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现在，关进来的是一个丈夫和父亲。

“你是一个男人，一个父亲，应该负起责任，振作起来，重新做人。”警官告诉他。

王龙关进来的时候，女儿乐乐才1岁多，他一开始就不想让女儿知道爸爸在监狱里。2月3日，在四监区办公室，他对本报记者说：“我想过其他主意，说我在外面找钱啊，做生意啊，都不得行，瞒不过她，15年哪，只能说是读书。”

2002年，三合监狱安排王龙妻子带孩子来探望王龙，在探视室里，3岁的乐乐，抱住爸爸的脖子，将头顶到爸爸额头上，玩顶头游戏。

要走了，女儿哭了，拉着爸爸的手说：“爸爸爸爸，跟我回家。”

“爸爸不得行，爸爸要上学。”王龙的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女儿抱着爸爸的腿，放声大哭。

女儿走了，记住了爸爸的“大学”，那是个很远的地方，爸爸宿舍里很干净，没有多少家具（那是监狱用于服刑人员家属探视同居的房间）。她慢慢地长大，爸爸的电话很有规律地打来，终于有一天，她问爸爸：“为什么总是你打来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爸爸说：“这里的电话是保密的，不能打进来。”

女儿给爸爸写信，信写好了，抚养她的大人们偷偷地写好信封，寄出去，是王龙将几十封信整整齐齐放到他那个8人监舍的小橱子里。现在女儿8岁了，王龙没有再见过她。“不敢让她来了，她大了，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监狱。”他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