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
|
 |
欢迎访问中国教育网新版 |
|
论当代电视民生新闻的历史方位
|
|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2007-6-22 11:37:00 |
| |
（三）首先考虑大众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间，是判定一个民生新闻节目、一家民生新闻媒体真伪和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毫无疑问，当下的民生新闻节目（包括声称做民生新闻的其他媒体）最难以处理的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重压与关爱民生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有些媒体的“民生新闻”之所以为人所诟病，根本原因即在于“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打着民生新闻的旗号而行乌七八糟之实，败坏民生新闻的声誉，被人们斥之为“伪民生”，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四）“多重视角”是民生新闻范式的研究模式。所谓“多重视角”包含4个层面，即：“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和“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笔者认为，把握住了这4个层面，民生新闻范式也就很好解读了。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在我国香港中文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中国人在数千年有纪录的历史中，和比有纪录的历史更悠久的传统中，一定经历了一切人的传通的经验与尝试。”他认为，凡是会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事，几乎全在中国发生过。中国人在传通方面发展出来的观念，得到的深刻体认、尝试过的方法，以及接受或者拒绝这种方法的经验，不仅可以促进传播学思想在亚洲的发展，也可以大大供西方学者借镜。[10]实在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事业要远远晚于西方发达国家，也因此，直至今天，在我们的新闻传播话语中，大量的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即便是“新闻”这个最简单、最常用的术语也是从西方“拿来”的——尽管我国早已有“新闻”一词，但那并非现代传播事业的一个指称、一个概念、一个习语。当然，我国新闻界并非没有我国本土化的新闻传播学术语，如“典型报道”、“正面报道”等，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范式。但总体而言，直至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业还主要生活在西方新闻传播范式/术语的语境之中。就此角度看，民生新闻范式，不仅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理念的沃土之中，而且，作为一个深具本土特色的传播范式，其意义是非凡的。
不仅如此。民生新闻范式还具有很强的“普世性”。诚如董文指出的那样：“民生新闻传播范式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新闻学或发展传播学的模式。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确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说，中国新闻界的这一本土化新闻传播创新，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事业也必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启发意义。因此，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确立，不仅是中国的，也将是世界的。” [11]
电视民生新闻的勃兴，意味着我国当代大众传播模式多元并存的格局已初现端倪
经过近30年的变革，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均呈现日益多元化的格局。仅就社会阶层结构而言，一方面，原有的阶层中不断发生裂变，孽生出新的阶层，另一方面，阶层与阶层之间不断分化与重组，衍生出新的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陆学艺等根据社会成员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不同，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10大阶层、5大等级。[12]事实上，未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将会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这种多元特征必然要求大众传播模式也应该是多元的，以满足不同阶层群体的要求。换句话说，单一传播模式已与当代社会现状极不相称。令人欣喜的是，我国当代大众传播领域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电视民生新闻的勃兴，预示着大众传播模式多元并存的格局已初现端倪。
很显然，在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崛起之前，我国大众传播模式相对比较单一，那就是以各级党报为核心、为主体的，首要和主要的职责、传播功能是直接维护和宣达各级党和政府意见的这样一类“主流媒体”所采用的传播模式。主流媒体传播模式比之民生新闻传播模式历史更为久远，更加成熟，不仅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众传播领域“一统天下”，而且迄今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主流媒体传播模式与民生新闻传播范式显然存在明显差异：
主流媒体 民生新闻
宣传导向 受众导向
精英话语 大众话语
宏观时政 微观民生
正面-赞美 负面-监督
信息-主智 故事-主情
教化宣达 协商对话
严肃庄重 通俗亲和
文本封闭 文本开放
托马斯·库恩在谈到“范式”问题时曾说，某一新的理论范式的出现和形成，是与传统的理论范式出现危机分不开的。危机是新理论突现的适当的前奏。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到之前就出现了——至少是萌发了。他还认为:“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常规科学的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累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 [13]笔者以为，库恩主要是就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而言的。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新的范式的产生是否必然意味着旧的范式的终结，这是值得研究的。就我国当代大众传播模式来说，笔者并不主张用一种传播模式完全取代另一种传播模式，因为任何单一的传播模式都是有害的，甚至是可怕的，也是不可取的。笔者坚持认为，以各级党报为核心为主体的主流媒体长期以来探索形成的传播模式，仍然是我国社会所必须的，尽管它需要改革和完善。民生新闻传播模式与主流媒体传播模式定位不同，功能有异，在今后我国大众传播领域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相互协调，优势互补，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建功立业。
不过，民生新闻传播范式作为“后起之秀”，在我国当代大众传播领域中的地位显然是重大的。自电视民生新闻出现以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电视屏幕上得到更多地展示——尤其是那些日夜为生计而奔波操劳的底层民众的冷暖、疾苦、意愿得以大幅度、大比例地展现。电视民生新闻将镜头对准普通民众，对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首先大大激发了普通民众对电视新闻的消费欲望。尽管这些新闻可能有时显得“琐碎”，显得“鸡毛蒜皮”，但是，这些琐细之事无疑或隐或显地连着国计，连着政治，连着整个国家，连着整个社会，这样，由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就必然存在着让视听者“联想”到更广泛的领域，因此也就潜在地具备了激发视听者思考更广泛领域中的事务，进而表达个人意见的欲望。电视民生新闻已经不再仅仅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是大大增加了“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比重，这就意味着普通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大众传播的话语权。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论者断言：电视民生新闻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社会现阶段新闻实践与社会实践的高度契合，也包含了培养公民意识和倡导公共意见表达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正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基础[14] 。
当然，电视民生新闻毕竟实践的时间不长，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提升与完善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民生新闻传播范式的出现，使得我国当代大众传播模式再也不是单一化的了。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和大众传播事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传播模式多元并存的格局一定会最终确立。
【注释】
[1]朱寿桐主编：《民生新闻概论》，第174、175、2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11]董天策：《从范式角度审视民生新闻》，《现代传播》2006年第4期
[3]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294-29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新闻大学》2006年第2期
[5]喻国明：《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第48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6]周小普：《大众传播的平民化、人际化追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
[7]陈正荣：《电视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现象”》，第31-36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13]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78页，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参见朱寿桐主编《民生新闻概论》相关章
[10] <美> W.宣伟伯：《传媒、信息与人》，第Ⅹ-Ⅺ页，余也鲁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
[12]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4]陆晔等：《突破从“民生新闻”开始》，《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
|
|
|
|
 |
热门推荐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