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工问题得到重视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瑞典人开始意识到，儿童过早地参与劳动必然以牺牲教育为代价，这将会给长期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在瑞典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限制童工与确立义务教育的同步进展。

　　和大多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经历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这个阶段出现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童工。对于当时西欧国家的童工，中国人可能并不陌生，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童工的悲惨境遇；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了解了童工现象的本质———资本家对利润的极度贪婪地追求。

　　瑞典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大体上是在19世纪中后期才出现了高潮，而正是在这一阶段，工厂里雇佣的童工的人数也达到了高峰。据瑞典隆德大学学者亚默德的调查，1850年，在瑞典许多工业门类中，童工的比例都相当高。比如，火柴业是46％，烟草业是35％，玻璃制造业是34％。而在另外两个经济支柱———木材和矿业开采领域，童工的比例也不低。从总体上看，瑞典童工的境遇比英国要好一些，但在一些中小企业和作坊中，有时也是非常悲惨的。童工的工资很低，劳动时间长，还常受到欺凌。

　　瑞典学者的调查还表明，童工现象的出现除了与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有关外，还有一些原因：一是当时瑞典儿童在整个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加大，儿童成为很多农村和城市贫穷家庭的负担，很多家庭不得不把他们送到工厂去做工，以养家糊口。

　　二是童工的出现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有很大关系。瑞典农村的一个特点就是个体农户很多，儿童原本就是家庭中的劳力，很多孩子在七八岁时就开始做农活，因此瑞典农民更容易接受让孩子去工厂打工挣钱。

　　三是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当时，瑞典的基础教育由教会来管，学校的授课时间很短而且不稳定。有些家长觉得与其让孩子无事可做，还不如把他们送进工厂。

　　童工问题得到重视大体上是在19世纪中期。这主要是因为工业化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工伤的赔偿、工作时间过长、工资太低不足以养家糊口等，而童工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它成了19世纪中期瑞典议会辩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此外，由于工业化的进步，更先进的机器的应用和技术的提升，企业对工人的技术水平要求也提高了，童工的作用开始逐步降低。

　　童工问题得到重视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瑞典人开始意识到，儿童过早地参与劳动必然以牺牲教育为代价，这将会给长期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在瑞典工业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限制童工与确立义务教育的同步进展。

　　1833年，瑞典通过了法律，规定企业主不得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1881年，瑞典又通过了限制童工法，把年限提升到12岁。这些法规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实际上，童工现象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比如，玻璃制造业直到1891年还有21％的童工；在木材和矿产开采业，也仍有数千名童工。

　　几乎是在确立限制童工法规的同时，关于教育的立法也接连出台。1826年，瑞典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校委员会，要求教区来负责儿童入学，建立培训教师的师范学校，由学校委员会监督执行。1842年，瑞典通过了教育法，首次提出了义务教育，并要求每一个教区建立至少一所小学，同样的法规在美英等国都是在几十年后才确立的。1882年，一项新法规要求所有小学必须提供6年的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必须上学。从1800年到1900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有读写能力的瑞典人从占人口总数的20％多达到了90％以上，瑞典的教育水平在西方国家中名列前茅，当时瑞典人就自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穷人”。

　　童工现象最终退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舞台，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既与技术进步相关，也与社会进步相关，而最重要的就是义务教育的普及。在瑞典，义务教育与童工问题也经历了一个“拉锯战”的过程。1882年瑞典议会通过义务教育法规后，但并没有很快解决童工问题，经过近28年的推行，瑞典的小学入学率达到了71％，从而基本上消除了童工现象。相比之下，其他西欧国家用的时间就更长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正是因为对义务教育的看重，使瑞典能够在解决童工问题方面，走在了很多西欧国家的前面，并为后来瑞典模式的形成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很多中国学者也注意到，没有良好的教育基础，瑞典社民党很难在上世纪30年代推动公平社会的建立。

　　童工问题的影响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与当年已大为不同，但义务教育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特别是对于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全面实施义务教育的过程越短，可能就会越有利于国家的进步。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的那样，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全力推行义务教育法，才是迅速解决童工问题的最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