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职业考生”现象，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多地责备考生本人，毕竟，退学和重考是考生自己的权利。虽然这种现象对其他考生而言，显得极不公平，但“职业考生”没有像作弊一样突破“游戏规则”。

　　这一现象首先将批判的矛头集中在了各学校争夺高考状元这个问题上。正如相关人士断言的那样：高中教育成为了最赚钱的行业：吸引尖子生入校，保证“金榜题名”的高效率，“借生显校”吸引更多生源，最后得到更多的经济效益。然而光停留于这个表层原因并不够，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愈来愈迷失的基础教育目标、高考导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畸形的培养模式。

　　几年前，关乎于此的讨论此起彼伏，现如今，包括教育本身以及关注教育的人士，仿佛进入了阶段性的疲惫期而变得愈来愈麻木。“职业考生”就像牛虻一样叮入了那根逐渐麻木的神经，骤然间一个激灵般地促使我们再次收回转移了的目光。诚然，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任何行业或者群体，都不可能确保没有“另类”的出现，但只要是法制规则框架中的行为，“另类”往往要依赖于主流价值观的脆弱和式微。

　　就笔者掌握的资料，仅2005年一年间就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惊讶的考生现象：广东省267人高考数学得零分；南宁太多的准大学生补学“生活自理课”。另一方面，中科院研究生“神童”魏永康和王思涵相继被退学……这些与“职业考生”现象相结合，或许可以看清我们基础教育的本质。

　　回望高考指挥棒指引下的基础教育，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社会的宣传、家长和教师的所有努力，无一不为孩子考上大学而展开。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干脆忘记了孩子们的情商教育，从多元化培养模式变成了一元化的智商教育，甚至是完全的应试教育。在这惟一指向是考大学的体系中，你还能够收获其他能力吗？你能有理由要求孩子在高考后就长大成人吗？

　　美国心理学家研究认为：一个人的成功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智商因素而是情商因素，前者占20%，后者占80%，甚至认为“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决定提升”。以此来看频繁退学又屡次中榜的“职业考生”就不难理解了：他接受的完全是“智商教育”，所以能够“录用”；但因为缺失情商教育，根本不能理解进一步“提升”的价值和必要。

　　“职业考生”是对教育的调笑和嘲弄，虽然这种嘲弄可能并没有鲜明的指向意识，而仅仅是为了奖金，但正因为无意识，才尤其可怕，更发人深省———我们到底是为了培养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全面的人”，还是培养考试机器？

　　（作者系河北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