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助学贷款制度出台伊始，各方的利益取向就截然不同：政府发现日益高昂的高校学费，让相当一部分学生和家长难以承受，于是出台助学贷款制度，给学生一种筹措学费的途径。大部分学费终究还要学生偿还，银行割舍部分利润为学生“减负”。学校乐得这种责任的转嫁，只需给出一份责任担保书就可以，所以积极性颇高。可银行是一肚子苦水，认为自己是冤大头，采取各种方式明里暗里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项改革中，如果有一方或者几方认为自己承担了改革的所有成本，却几乎无法从改革中得益，就有可能产生具有负面影响的“鱼缸效应”。

　　助学贷款的“鱼缸效应”在于：学生和商业银行几乎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与成本。可是，商业银行市场竞争的本质就是“嫌贫爱富”，他们以追逐利润为目标。“嫌贫爱富”的银行偏偏要和“嫌富爱贫”的助学贷款强行“拉郎配”，不出现“分居”甚至“离婚”才怪。可以预料的是，如果现行助学贷款模式不改变，助学贷款早晚有一天会成为被砸破的“鱼缸”。

　　为今之计，是必须改变助学贷款的成本分摊不公问题。政府与高校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比如，银行要求政府支持，实际上就是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贷款风险补偿率，银行提出来的比率是12%，政府提出来的是10%，双方还未就此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政府能够提高贷款风险补偿率，或在其他方面支持银行，银行才有足够的动力继续发放助学贷款。

　　潇湘晨报　国家助学贷款需激励机制

　　助学贷款虽然是发生在商业银行与大学学子之间的交易行为，但决定这项政策成败的关键却在第三方——政府的调控。换句话说，在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上，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取决于政府是否建立起了足够科学、兼顾各方利益的激励与监督机制。

　　在考虑周全、权责利清晰的激励监督机制引导下，银行利润稳定、风险又低，同时还能宣传自身的社会公益形象，它们必然化被动为主动，将国家助学贷款视为银行业务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此，在政府、学生、银行之间，实现三赢。

　　国家助学贷款的意义已无须赘言，它的突围，需要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不是银行，而是政府，这点被很多人忽视了。还有一点也被忽视了：行政手段并非无所不能，在市场环境下，简单的行政思维已不合时宜，任何一项政策、措施的实施，都不能不考虑利益机制。

　　红网　国家助学贷款政府应唱主角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个集政策、福利、教育和金融的复杂混合体，其政策性和社会公益性明显大于盈利性。商业银行是以经营货币为主业的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其天然具有“嫌贫爱富”的本性；就投资回报率而言，助学贷款必然小于其他商业贷款，发放助学贷款并非最佳的市场选择。

　　商业银行还是经营“风险”的企业，防控风险是银行的主要管理目标；助学贷款发放期限高达8至10年，流动性风险较大，而个人征信体系的缺失造成的大量违约现象又让银行承担了巨大的信用风险。无论从资本回报率还是风险管理的角度考虑，承办助学贷款与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都有冲突之处。因此，商业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提供助学贷款，出现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几乎成为定局。

　　国家助学贷款已经成为国家资助贫困大学生的主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肩负的主要责任转给商业银行。归根到底，唱主角的应该是政府。

　　北京青年报　国家助学贷款贷出去更重要

　　根据2004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分析，学生在校期间，其贷款由政府财政贴息；为了减少银行贷款风险，新政策还成立了风险补偿基金，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在这种政策保障下，银行的风险大大降低，在老政策下以各种借口拒绝发放助学贷款的现象也相应减少。于是，决定国家助学贷款能否落实的主因，已经从银行转移到政府。

　　但政府终究不是公司，政府公共财政的任何支出，都应该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非以投入产出比为标准。去年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的核心变化，就是加大政府责任、减少银行风险，一方面实现政府责任和银行角色的双重归位，从操作层面考虑，政府也应该比银行更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可惜的是，在规避风险、计算收益方面，某些地方政府似乎和银行有着同样的思路。正如张保庆所指出的：现在有很多问题，政府有问题、银行有问题、学校有问题、学生有问题、家长有问题，但主要矛盾在政府。

　　作为一项借助商业手段而实现的公益事业，国家助学贷款贷出去比收回来更重要，地方政府即使因此而付出一定代价、承担一定风险，也是分内的责任。况且随着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不断完善，到几年之后的还款高峰到来时，国家助学贷款的信用风险有望大大降低，地方政府不应该总拿大学生信用水平不高作为在助学贷款方面不作为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