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时报10月1日讯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生王垠，还差一年就可以毕业，但是他申请退学，并写了近万言的公开信，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指斥中国教育一再扼杀学生创造力。此番退学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不认同清华的博士生培养模式，二是不愿意充当导师挣钱的工具。

　　2003年初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在校园里举行了罢工游行，要求提高为导师打工的薪酬。我仔细看了那期校报专刊，尽管慷慨激昂，引经据典，但也就是说了一个劳资纠纷。没有谁谈到教育方向等宏观问题，更没有人由此断言哥大乃至美国教育的失败。

　　而王垠却在清华校园里高喊：“我已经完全看透了中国教育的失败”。

　　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外国学生只能就事论事，中国学生王垠却可以由此(或者他的目的是)宣称中国教育失败，并且得到公众的热烈响应？

　　我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教育本来就是失败的，谁都可以找个理由来骂它，而且骂了绝对不会错，不骂不足以平民愤。就像老百姓在民谣中对于贪官的极端愤怒的说法：“先杀后审判，绝对没冤案！”

　　中国高校的问题，并不是王垠这个学生该不该退学的问题，而是整体失去信任和尊敬的问题。两周前是今年的教师节，一项调查表明，教师在社会中地位尴尬。

　　其实这也是高校的声誉。无论陈丹青辞教、贺卫方罢招，还是王垠退学，每一次事件所引发的公众反响，其实都是上述调查数据的具象化而已。

　　在一个曾经尊称孔夫子为“圣人”的国度，高等教育是怎样失去人们的尊敬的？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上大学，文学理论课上，老师用的是50年代编的教材，以简单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古今所有文学作品。说实话，听这样的课，我觉得滑稽，连反驳它、宣布它失败的兴趣都没有，何谈尊敬！

　　现在的高校应该是进步多了，所以王垠才兴致勃勃地写了万言书。王垠的导师说，清华的博士培养模式和国外的大学差不多。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如果一个大学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严谨治学的精神，没有自由辩论的空间，无论模式和国外多么相似，甚至问题也和国外相同，它仍然像旧时代中一个丧失贞操的妇女，谁都可以跳起来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