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读薛涌的文章都有感慨，这是一位真正身在海外而切入中国问题的时评家，2006年8月24日《东方早报》的“早报自由谈”上，薛涌又写了《北大为何不起诉〈纽约时报〉》，对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张有格在海外网站上的一段话提出了批评，张有格说：

　　从网上看到北大准备公布引进人才的数据，觉得该发言了。第一感觉北大真的没有出息。一位哈佛大学教授以“莫须有”的方式认为北大引进海外人才大部分是假的，竟然引起网上如此多的讨论和北大准备公布数据，有点像麦卡锡时代的闹剧。北大怎会如此毫无大学风范？

　　张有格教授自己没有什么证据材料能够证明北大在引进海外人才上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怎么能说丘成桐是“莫须有”，网上参与对社会不公正现象进行讨论怎么能说是麦卡锡时代的闹剧，在舆论的压力下北大出来回应，这是必须的，怎么能说是北大没出息，北大如果不能堂堂正正面对丘成桐证明自己的清白，那才叫“毫无大学风范”。

　　关于这一点还是薛涌的建议有风范，丘成桐的原话引自《纽约时报》上说的北大引进海外人才有40%是假的，丘成桐回国以后发现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就说了“大部分是假”的，如果北大认为《纽约时报》影响了北大的声誉，那北大应该起诉《纽约时报》。其实北大根本回应不了《纽约时报》和丘成桐，如果能回应也不会这样顾左右而言他。

　　中国那些不讲原则的帮闲文人，其实也是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者。丘成桐对北大引进海外人才的虚假作风予以了批评，本身是出于一个学者的良知，值得人们敬佩，如果海外中国学者能像丘成桐那样针对时弊发表批评意见，而不是冲着在国内的私利说好话，那么发展中的中国在这个领域应该会多一些舆论的制约。学术腐败和学术虚假是当前中国大学的通病。如果张有格教授真有时间参与讨论的话，应该像丘成桐那样多指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现在看来，不管张有格教授多么事业有成，但他为北大提供的那段建议，带有典型的中国式的自作聪明。

　　有一句俗语叫“死猪不怕开水烫”，中国的学术界太多这样的事，当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受到同行质疑的时候，他不去作出回应，还有一套话用来搪塞：那个人的观点不值得一驳，反驳了就和他一般见识了。有时他也明知对方说得有理，却非但不修正自己的观点，而且还将已经受到质疑的观点作为成果继续传播。然后一系列赞誉都给了他———什么有“学术雅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而提出质疑的人却成了“器量小”、“别有用心”。

　　张有格教授对北大提的建议其实质是一样的，就是要让北大做出“死猪”的样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就叫北大的“风范”了？国粹主义者还对这种“风范”进行过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什么中国文化是“和”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争”的文化，所以西方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中国保持了人与人的自然的和谐。在这种伦理指导下，我们一直崇尚说话留有余地，不要什么都说破，留在心里做明白人。然后这个社会可以猫与老鼠睡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和”的文化精神。

　　本来当前我们的教育制度就公正欠缺，个别学校还享受着血统论传统，所以北大有这俯视别人的“大学风范”。这种“大学风范”从其根本上讲，是一种等级制———以牺牲其他大学的公平竞争为代价。张有格教授的那段话其实也就是认为北大这样的大学是高人一等的大学，是没有必要与人一般见识的，所以理所当然，可以不回答来自社会的提问。

　　张有格教授的言论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习气的一次发作。一个民主社会不但要求个人的学术拿出来给大家争论，而且涉及公共领域的事务就更要公开和透明，并接受公众的监督。这种接受监督就是公共领域的责任方不但有义务公开信息，而且有义务回答各种提问，像北大引进海外人才做特聘教授问题上，即使再有“大学风范”，也要接受社会的监督，正像薛涌反驳张有格时说的那样，在美国，什么小事都要面对各种意见作出回答，越往上就越要作出回答。我要说，张有格教授尽管身在美国还要用在中国使用的那一套，而不知道这种“风范”对自己而言，是纵容了弄虚作假，对社会来说，是丧失每个正义社会必须要维系的“真”这个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