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先生不久前在《新京报》撰文，比较香港和内地的大学，特别提出香港的大学教育理念先进，把新生都安置在风景最好的中心地带，体现了爱学生如子的精神。

　　杨先生将大学精神落实到住宿制上，目光可谓敏锐。我在刚刚出版的《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一书中，特别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住宿制度，不仅仅是大学管理问题，而且直接涉及高等教育的理念。这几年，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下发展高等教育，却忽视了对学生应有的种种人文关怀（包括住宿制度），乃至一些入学新生被安置在校园的边缘。

　　当年那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吹者们，提出了几个现在看来非常狭隘无知的理论，可以简单概括如下：第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学习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大学是最一流的。第二，所谓美国的模式，就是研究大学的模式，其根源在于十九世纪末美国效仿德国建立了一系列研究性大学。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可望在未来几十年使中国的ＧＤＰ成为世界第一，和美国十九世纪末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情形非常近似。所以，中国的大学建设应该走类似美国当年那种成功的道路。第三，具体而言，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要看其博士课程的水平。

　　这些理论，一半是出于错误的教育理念，一半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不错，美国的大学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值得我们学习。但这种“一流”，岂能用“研究性大学”或博士课程来概括？美国大学至少有三种传统：第一是牛津剑桥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其核心就是立足于本科的通识教育和寄宿制度；第二是美国本土的传统，即大学的社区精神，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第三是十九世纪末从德国引进的研究大学的传统，博士课程也正是由此而兴盛。

　　研究性大学的传统固然很重要，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就知道，美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一支，从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规则，到文化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的影响远大于欧洲大陆，大学也不例外。比如，虽然美国的大学引进了德国的研究体制，但寄宿制本科教育一直是大学的核心。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的核心，一直是几个本科寄宿学院。就连芝加哥大学这种以研究性的理念创办的大学，最近也不得不加快发展本科教育，否则就很难竞争。美国人毕业多少年，一谈起“我的大学”，指的是自己读本科的大学，不是读研究生的大学。捐款一般也是捐给读本科的“我的大学”。

　　为什么如此？因为这种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塑造所谓well－round－edperson（中文可翻译为“完整的人”或“饱满的人”）。这里就必须区分教育与训练的不同。教育是要促进人格的成长。学生在人格成长的过程中，自然会发展出对某一行业的激情和技能。因为每个人的人格发展的“完成形态”都是与众不同的，教育的目标就不是用一个既定的模子把人塑造成社会所计划的形态，而是要让受教育者发展出独特的、社会未必有的人格，使社会变得更加多彩多姿，更有创造力。专业训练的基础，则是把人按既定的模子塑造成具有某种技能的专家，要学生达到某种专业要求，人格发展并不是其主要目标。

　　美国的大学遵循人格培养的理念，就特别强调通识教育，给学生创造一个“天高任鸟飞”的自我发展的空间，不用既定的专业模子限制学生对世界的探索。同时又强调寄宿制。寄宿制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学术共同体，让学生在互相之间的心灵碰撞和思想交流中成长，并且懂得在自己的小社区内怎么与别人合作，怎么发展自己的领袖才能，怎么帮助他人。除了书本知识外，学生在寄宿学院中可以参与和组织各种团体和活动，掌握基本的“社会技能”。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是常常骄傲地告诉毕业生：“你们是你们这一代的领袖，要承担起领袖的责任！”这里所谓的领袖，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当总统或企业总裁，而包括在职场、社区活动中充任组织者和发起人，给社会各个层面提供新理念和管理能力。领袖才能的关键，是怎么说服别人自愿地跟从自己。这种才能必须在人际关系中发展。所以，美国社会各界的领袖，绝大部分都是本科学院中培养出来的。几个名校本科学院培养的社会精英，要远比博士课程多得多。校友一聚会大家就明白，那些大笔大笔捐款的，几乎全是本科毕业生。要是靠培养博士吃饭，美国几个顶尖的大学很快就会破产。

　　我们的大学不停地培养高分低能的学生。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有二十年，可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太重专业教育，不懂得利用大学中寄宿学院式的小社区，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完成人格的社会化，发展人际互动的基本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