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少女芳芳和甜甜额头乳房被刺字，惨遭非人凌辱，目前，她们在医院接受治疗，并被移至高级病房（8月28日《潇湘晨报》）。

　　媒体的报道，引发社会对两位打工少女的关注。在报道中，我特意注意到有这么一段：“转移前，病房内曾发生激烈冲突。此前腰间别着对讲机的青年一脸凶相地对一群人大声嚷嚷，他一再声称自己是受害人的亲属，不接受采访和拍照。那一群人中有几个好像是广东卫视的记者，双方吵得很厉害。这群人走后，受害女孩病房的门口多了3名穿制服的保安，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觉得这其实并不夸张。作为一个媒体中人，当我获悉这则“新闻”时，映入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条极具轰炸性的新闻，它几乎具备了“热闻”的一切要素：作为典型弱者的外来打工少女、惨无人道的遭遇以及行凶者的泯灭人性、父母痛不欲生的悲情，所有的戏剧性张力都蕴涵在内，它必将引发读者和观众的注意力聚焦。

　　因此，芳芳和甜甜额头乳房被刺字的照片成为报纸的封面，伤者刻骨铭心，观者不忍卒睹，但这又是新闻报道的必须。这些天，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挤满了病房，一遍又一遍地采访芳芳和甜甜、她们的父母亲属、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医生、警察以及病友）。他们都想挖掘一些与众不同的“新料”，都在反复“启发”芳芳和甜甜说出一些更触目惊心的内幕和不堪回首的细节。

　　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记者的天然习惯。作为一个读者，我同样企盼知晓有关芳芳和甜甜的治疗进展，她们的过去与未来。但是，作为一个“心有同感”的普通人，我也会不时闪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是芳芳和甜甜，在忍受身体严重溃烂时，还能在无数陌生人的追问中，不断重复那些黑色的经历吗？如果我是芳芳和甜甜的亲人，在芳芳和甜甜暂时能逃避心灵的悚惧与悲恸时，还会允许芳芳和甜甜不受打扰的必须让位于记者采访的必须吗？

　　是的，这就是媒介时代的无奈与宿命。没有媒介的高度关注，芳芳和甜甜也许无法获得命运的转折，类似的故事发生得太多，她们很快就会淹没在茫茫人海中，遗忘于某个未知的角落。为此，芳芳和甜甜最终要感谢媒介的支持。但是，高频率的媒介报道，某种程度上是在反复撩起芳芳和甜甜的伤疤，把血淋淋的伤口裸露给公众，这似乎也成了芳芳和甜甜换取公共舆论支持的必然代价！

　　芳芳和甜甜，以及他们的亲人，最初渴望媒体的介入报道，从而获得救赎。然而，他们又开始对媒体有了拒斥感，甚至以保安来阻挡前来采访的记者——这折射出媒介时代的精神困境与文化悖论：现代媒介社会仿佛有一种无所不溶的酶剂，有可能将最初的人文本质消解在流俗中。现代媒介社会对信息搜集和整理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得不隶属于这一规则。任何一起社会事件，迅速以新闻的形态转换于媒介运作流程中，媒体竭尽所能从中挖掘报道元素，读者和观众获得信息的满足和情绪的释放。在此过程中，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很容易造成相互离异——也就是异化，即大家只关注“我们想从芳芳和甜甜身上知道什么”，而芳芳和甜甜的思想与生命感觉则化为碎片，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

　　这不是个人的错，媒介时代将事件中的人分割为三部分：当事者、报道者和观看者。极度抽象的分工，很容易让我们的思索失去热忱，成为一种机械化的职业，一种无目的的习惯。

　　媒介时代，我们该如何面对“刺字少女”？这是一个没有答案却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