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百年大计，但是教化“早晨八九点钟太阳”的教材，却成了无耻的腐败分子大肆敛财的温床。

　　教材采购成了腐败温床

　　始发于2004年的四川省高校图书腐败大案，2005年在向纵深发展，己进入审判程序。

　　成都、绵阳、内江等地高校中的36名干部已被立案侦查，案件涉及13所高校，其中县处级干部9人，贪污受贿1 00万元以上的3人，涉嫌犯罪总额达1200余万元。

　　成都市检察院在侦查中发现，大学图书购销中的回扣普遍数额较大，无论是否通过招投标均有回扣，比例为图书标价的15%至25%，有的甚至高达30%。回扣多分为两种形式：其中15%的现金，返还给学校教务处、图书馆，另10% 左右送给个人。许多书商给个人的回扣甚至多于单位、部门。其实，书商们更愿意将回扣以行贿的方式给个人，许多学校在书商预付回扣款后才付书款，己从受贿演变为索贿了。其中一书商3年间就给了成都一高校教务处及其负责人回扣600多万元。“图书腐败”案涉及成都范围内的大学10所、绵阳2所、内江1所，涉及行贿受贿人员40多人。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造就了这个腐败链？腐败温床是如何产生的？从另一角度解读与新华书店密切相关的高校购书私分回扣现象，可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审计人员发现，部分大学图书购置回扣来源主要来自新华书店和一些直销书商。图书回扣，名义上被称为发行费，回扣比例一般为15%至25%，有的高达30%。新华书店和直销书商对高校图书发行费回扣一般采取两种形式：其中8%、 10%或15%现金返还到学校财务处账上，另外10%左右直接送到学校教务处教材科或经办个人。

　　据江西省审计厅教育处处长刘俊民介绍，通过对部分高校图书回扣跟踪审计，江西审计人员发现这些回扣的最终有两个去向：一是上交学校财务处账上的图书回扣由学校财务处和教务处共同支配。二是新华书店、直销书商直接另给学校教务处教材科的图书回扣，一般由领导和经办人员分大头。

　　刘俊民还披露了高校对购书回扣进行财务处理的几种方法：一是学校财务处收到8%至15%购书回扣一般挂列往来账，有少部分可能作学校事业基金增加。二是教务处收到的另10%左右直接形成账外账“小金库”。

　　去年，四川爆出的高校购书腐败案与江西的情况非常相似：购书回扣高达30%，13所高校中36名干部或工作人员被立案侦查，3名县处级干部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涉嫌犯罪总额高达1200余万元。

　　行受贿成本转嫁学生

　　无论是新华书店发行环节，还是高校购书环节，只要有腐败产生，行贿者决不会做亏本生意，总会从各个环节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式，千方百计捞出行贿成本，而这一切最终都会转嫁到购书者身上。

　　郑南是四川一所师范院校大三学生，说到购书回扣的事，他显得爱莫能助。郑南家穷，他把每年交的学费和书费都做了登记，细心的郑南发现大部分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材都是大一发下来的，最贵的教材是《世界新闻史》40元，一般的公共课如《形势与政策》，只需要12元，他把三年发的各种教材标价加在一起，也不到500元。郑南告诉记者，他们一年交的书费已经够买下这三年发的教材，但是每年500元的书费学校还是照收不误。为了供郑南读大学，他的父亲一直背井离乡在温州做厨师，由于平时没有假期，春运期间火车票又猛涨，父亲为了省钱已经4年没有回过家。

　　“毒瘤”背后的体制之病

　　面对出版发行界出现的一系列不和谐现象，四川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郑君说，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当前教科书的垄断经营。

　　记者综合有关专家分析，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教材教辅垄断经营，学校财务制度不完善，导致“暗箱”操作频发。原因很简单，一面是教育经费的来源多样化，而另一面教育系统的管理却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财务制度薄弱、管理不透明是新华书店等出版发行单位频频“出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监督管理形同虚设。就学校而言，因教育系统的经费属单位自管，财政、审计等部门在每年的审计检查中大多是走马观花地查一下，很少深究，有时对发现出的问题、涉及的款项，只给予没收，并不提出规范性的整改措施。

　　专家认为，要铲除出版发行界腐败现象的根源，最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入手。一是打破垄断，走多元化，尤其是鼓励民营书业，以及外国资本注入中国图书发行，尤其是教材教辅发行市场。二是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出台政策，根据教材教辅类类图书的印码和销量的多少，在考虑出版社及图书商合理利润的基础上，制定最高限价。尽量减少图书定价与实际销价的差距，使购书回扣成为无源之水。三是实行“阳光操作”。学校每年对当年教材教辅价格进行公示，接受学生、家长监督，甚至教育、新闻出版部门每年举行听证会，来确定教材教辅价格。

　　我们渴望的是，阳光能够不让“教材腐败”有生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