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喊没用，我知道，可是我仍然要叫。言论便是言论。贵报追究许多事，十之七八恐怕无效，可是贵报还在办，为什么？”

　　　———陈丹青

　　■“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

　　　———《新周刊》评陈丹青新作《退步集》

　　一本书，带出他辞去清华教职的话题。 因为批评教育制度，陈丹青被拉到台前。

　　他一方面为人低调；另一方面，又坦率地针对现实发言，仿佛一个“愤青”。这些批评的背后，是他的深思，对艺术，对文化，对这个社会。

　　2005年初，艺术家陈丹青新书《退步集》问世，书里收录他去年10月给清华校方的辞职报告，辞职报告迅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于他尖锐批评了教育体制，并出于对一些制度不满而请辞，私人化的辞职成了社会话题。陈丹青一下子成了焦点，信件、电话、短信，纷至沓来。

　　至于陈丹青请辞，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张，某些报道渲染了事件的戏剧性。2005年底，回忆此事，陈丹青语气平静，他说，辞职只是出于自己的性格，实在看不过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在内心深处，他对引荐他的老教授，对清华大学的聘用深存感激和尊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和领导、同事关系良好。他一再强调，学校对他很好，没有任何不愉快发生。

　　从2005年起，陈丹青不再招生，他的任务是完成自己“第四研究室”4名研究生和2名博士生的学业。“等到2007年暑假孩子们全部毕业后，我就正式离开清华”。

　　陈丹青现在还在讲授“公共选修课”，他的课吸引了理工科学生，甚至外校学生。有学生在清华论坛上发帖子感叹说，“听陈丹青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不时受到启迪。”

　　陈丹青不习惯学生喊他老师。他和学生就像朋友，或者是艺术家之间亲热随便的关系，能一起吃饭聊天，仿佛他自己当年在中央美院读书时一样。

　　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陈丹青仿佛有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另一方面，他坦率、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

　　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当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中国城市谈不上“建筑景观”，只有“行政景观”，反复追问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他今年于鲁迅纪念馆做的讲演结尾，突然感叹“今天的中国文化人变得越来越不好玩”。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和调侃。

　　陈丹青的批评也招致许多非议。有圈内人说他不务正业，吹牛胜过文章，文章胜过绘画。美术圈外，人们为他叫好，说他代表了社会良知。

　　在公众与媒体眼里，陈丹青仿佛一位“老愤青”。日常见到的他，聪明、幽默、儒雅、友善，把酒闲谈，爱开玩笑，跟他一起吃饭真是件有意思的事。但一谈到社会问题，又是个严峻的陈丹青，神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和他笔下的文字一样，坦率、直接、尖刻。

　　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在纽约“洋插队”的生活，对陈丹青影响深刻。在国外，陈丹青注意到中美艺术家们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差异：“美国艺术家都是个体户，自己选择自己承担，不靠国家，不靠单位。另一方面，人人都为自己负责，国家社会是你的，你得有个态度。”陈丹青说，“你说我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我都不乐意，不承认。”“不要上角色的当，不要上专业的当。不要真的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是个知识分子。”

　　在纽约18年，陈丹青心甘情愿边缘化。“我喜欢看看热闹，但不凑热闹”，因为他“讨厌任何被称为主流的事物”。命运弄人，当陈丹青作为著名“海归”受聘清华，也成了中国的准“主流”。

　　回国之初，陈丹青的愿望是：带几个好学生，把外面的眼界告诉学生。“真是自作多情！”他自嘲被现实击碎的梦。在他眼里，人比艺术重要，学生比学校重要，学生是学校的生命，可是他看见在今天的学院里“学生最次要”。他说：“我有什么好愤怒的？我的情况已经很好了，我是为年轻人的处境愤怒啊！”

　　面对种种社会现象，说，还是不说？在什么时候说？说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心病。在别人看来，身为清华教授，拿着不低的薪水，工作也不算劳累，更受人尊敬。但是陈丹青说：“每次开会坐下来，我都想，算了，今天不说了，可是忽然就已经说出口来。”

　　除了美术，陈丹青还观察着教育、音乐、建筑、影像等领域，五年来他结集出版的四本书，都是观察与关注的结果。陈丹青兴趣广泛，他喜欢看电视剧、听流行音乐、看美男美女、和朋友喝酒聊天。他喜欢一切有趣的事情，在一切事情中看出有趣。他说：“站在马路边看人就很有趣。”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他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说到这些，陈丹青的脸色陡然庄重。

　　2007年以后，陈丹青将彻底做名画家。“我只想自己一个人，保持说话。”他坦言，今天不存在徐悲鸿那代人从海外回来兴办教育的机遇，但他对目前社会与民间的空间毫不犹豫给予肯定。

　　关于外界褒奖其著书，陈丹青反应很简单：“不是写得好，是为几句真话。”最后陈丹青补充道：“我还有许多真话。”

　　公事与私论

　　□陈丹青

　　年关逼近，一身稿债，想起杨白劳——今年我已说得太多，也可能被说得太多了。去岁请辞，今春媒体炒，炒过闹过，我被弄成一杆“枪”，媒体轮番借去使，又弄成一面“靶”，同行私下来议论：有说是画道技穷而出面作秀的，有说是英文不佳而痛恨外语考试的，还有分析我拍卖的画价高上去，就因为利用媒体会包装……可怜网页上附和而叫好的穷学生们全都上了当，他们哪晓得此人一面出台作秀，一面低头数钱呢——虽则有时数钱的并非我，而是早先错买了我的作品而今送对了拍卖行的人——也好，凡价格上不去的卖主儿又多一招：何不赶紧递交辞职书？！

　　年来，我所敬佩者倒不在冷话与闲话，而是明里不看见一位教育官员站出来，为当下的教育体制义正词严辩几句；其时，知识界几位“分子”为文声援的义举，如徐友渔、杨东平们，自然是可感激的；而芸芸教师，有人请辞，原不过区区私事，经媒体披露放大，喧哗一时，使我早先在会议桌上不识时务的絮叨放到报纸上，还竟仿佛成了公论，虽然不免被夸大、变形，以至变质了——怎么办呢，我索性应了媒体的撩拨，跳将出来叫几声，所为者何？只为教育是公事。

　　转眼已是深冬。别的新闻、别的公事，一件件热炒过，一件件变凉了。抨击教育的文章时亦见报，说得比我更专业、更到位、更在理，然其效应，总不免是过时的旧闻、隔日的报纸……人大概只记得与自己相关的事物吧：我那位屡考屡败的女生去伦敦转眼一年半，近时报告，竟已和画廊签了约；另一位调皮而聪明的男生得意洋洋过了两课考试分数线，进中央美院当了研究生。早先五位流产的“博士生”，今年有三位在欧美办展览，出画册，有了藏家，干得很欢畅。可是呢，手机上仍是不断传来陌生人的短信，哀告求助，叫苦不迭，全是艺术大学生：备考、落第、疑惑、茫然，我每读到赶紧删，躲不了的，连我都惊讶自己在电话中的敷衍、冷漠与厌烦。有位蜀地的高中生自称看了我的文章立志不再考大学，单独进京弄电影，去拜田壮壮，田导不见，又来找我“长聊”，吓得我推辞再三，坚不露面，结果是得几条谴责的短信，狠心不答，躲了过去了。不曾想，另有那做父母的也竟寻过来，或是好几页长信，或干脆校园里将我拦住了，一脸的苦相与不甘……真是找错门庭会错意，他们找我，我去找谁呢？

　　总算年关将近，诸事平下去、混过去了。其间虽有北大的贺教授慨然罢招，清华的博士生决意退学———那小男孩长得真是好漂亮———又怎样呢，无非隔日的报纸，过时的旧闻。教育体制照旧日日施行着体制的教育，稳健庞大，运行如仪，一如矿难纷纷，煤总得照旧挖：与井下死鬼比，教育问题算什么？何况书生的零星私论。

　　新近，大概在《读书》杂志本年度第十二期吧，忽然刊出我的同校同事、美术史系教授杭间先生的专文《关于“陈丹青辞职”的误会》，我在本院的议论，他都在场的，假如我理解的大致不错，杭间先生的意思之一，是指我的请辞在媒体、社会与大学圈引发的舆论太一律，表态代替理性，激忿多于省思；意思之二，是我的请辞动机另有被舆论故意忽略的一面，并接引我收入《退步集》的几段议论，即国中绘画现状在当代文化情境中的进退失据，乃构成美术教学的困扰与两难，以至我决定请辞——这是我久已期待的回应，虽则道理还能说下去，然仅此一篇，亦足珍贵：杭先生说出了我不便公开、也难获致理解的隐衷。我曾多次在其他场合公开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现在由他出面申说，另有一层说服力。我请他同意将此文转载报刊，并愿附文应和，俾便厘清新闻事件与个人选择的差异，使请辞一事走出媒体效应，进入教育的正题。

　　他寻思过后，说，大家对此事仍有许多不同的私议，为审慎起见，他决定规避媒体，规避新的误解与议论。

　　出以公心，杭先生此番特意补正辩析我的私论，但面对相随的私议而不能不有所约制。他可能是对的：我不晓得应当怎样感慨这件事，以下的话说来便有点绕口——我因公事发布了一己的私论，当这私论遭遇杭先生所闻知的私下“误解”及议论纷纷，他便从当初引发的公论兜回我的私论，说了他要说的话。年来，我俩都为公事而先后发布了小小的私论，但我无从听到别种私议，杭先生听到了，指说一二，遂止步于公事与私论之间那暧昧的界限……事情是这样的么？

　　今年快要过完了。我印了一本书，出了几趟差，此外想想，年来无事。

　　2005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