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渭源县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经过调研写下了《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11月3日《南方周末》）

　　据报道，他们中间有一大批人是教学中的骨干，正是他们支撑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在我们看来，他们无愧是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脊梁。但他们的收入甚至不足以养活自己，成为当地最穷的人。贫困不仅在物质上剥夺了一个脑力劳动者应该享受的待遇，而且也影响到了一名教师应有的尊严。

　　代课教师即计划经济时代的民办教师，这是两种户籍制度的产物。当时为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又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和吃商品粮的指标，于是，在农村聘了一些半农半教的教师，简称“民办教师”。这些教师一方面在生产队里拿工分（一般都按整劳力拿工分，有的还略高一些），一方面由县教育局发一点补贴，分8元、10元、12元不等。虽然各生产队分值不同，但一般说来民办教师的收入每月也在40元左右。那时大学毕业公办教师每月工资是50多元，中师毕业生是40多元。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收入差距不大。

　　当时，有的生产队分值高，队里分农产品价格低，民办教师的实际收入还有比公办教师高的。因此，那时也常有由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指标，还有人不愿意转呢。应该说那时民办教师为教育作出的贡献，与他们获得的报酬是相当的。不过那时人们很少议论报酬，更多谈奉献。但实际上，经济杠杆也在起作用，民办教师工作比较安心，有了缺员，争相替补的大有人在。民办教师的安心，也使得当地的基础教育有了一定的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市场经济，按劳取酬的原则已经写入了《宪法》。劳动后收取相应的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认为，西部出现的代课教师贡献与报酬严重失衡的现象，不管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的理由，都涉嫌违反我们的现行法律。

　　国家制定了《劳动法》，并把“工资”列为其中的一章。《劳动法》规定了“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每个省市自定工资最低标准。那么，代课教师月“工资”是否符合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呢？另外，《劳动法》中明确指出，工资水平要考虑到“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等，那么这些代课教师的收入符合上述的三条规定吗？

　　报道中也指出，光凭这点收入，代课教师绝对养活不了自己，年轻的找不到对象，有儿女的难以供给衣食。特别荒诞的是，多次获得优秀教师称号的李建新的一对儿女上中学的年学费共达3000元，而他一个月的80元工资即使不吃不喝，一年也只能攒960元。报道中提到代课教师最怕发工资，当地公办教师如有20年教龄的，每月收入在1200元以上。做一样的工作自己只能拿人家的一个零头，两者相差二三十倍。这已经违反《劳动法》中关于“同工同酬”的规定。

　　西部代课教师的低收入，从经济上说是对他们创造性劳动的剥夺。我们不能满足于对他们奉献精神的颂扬，应该从法律高度认识这个问题，并把欠他们的那份收入还给他们。

　　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正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开发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一个基本常识是，一个地区的发展，教育是基础性的事业，没有因教育而对人的素质的提高，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当我们面对一群经济拮据的代课教师时，国家应该考虑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安心于教育事业。如此，他们的报酬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利益问题，而是事关国家的未来，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