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读书率连续下降，在市声喧闹、红尘滚滚的大千世界，要想让人们回归古道，敬读经典，恐怕会是一种奢望。就在世界读书日的当天，正当笔者为此不解之时，看到了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产业室主任胡野秋的发言：“政府要提倡大家读经典，就应该在教育体系上进行改革，比如在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课程中都增加经典的必修比重。今天要改变‘经典无用论’，还经典‘经世致用’的本来面目”（4月23日《深圳商报》）。倡导用制度保障和制度诱导提升人们尊敬经典、接近经典，顿觉豁然开朗。如果将这样的“读书新规则”纳入到社会、教育考核体系，对于人们敬畏经典、崇尚阅读的兴趣无疑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4月23日新闻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社团发出倡议：“青年！起来！早起来！读书去！”号召青年们晨读传统经典。汤一介、钱理群、何兆武等9位学者对此表示支持。倡导“晨读”，其实也就是倡导“阅读为悦读”的思想习惯，用自我道德准则和习惯去提升读书兴趣，用无功利、无欲望、求真情、觅知音的心态接近经典。可不要忘了，在时尚诱惑、视觉诱惑和数字刊物诱惑无所不在的今天，如果阅读者没有镇定沉稳的读书定力，没有深厚从容的文化积淀，想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因为人天生就有享受欲，读书，特别是青灯黄卷的读书，终归是一种苦差事，总没有那些视觉性、享受型、时尚性的东西来得快，畅销。所以，在天性怂恿和社会从众诱惑下，人们淡忘经典，而选择急功近利和短平快，也是合乎常理、可以理解的。就像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率降低，人们批评的同时淡忘了重要的一点，课外读物不在考试范围，孩子们哪有精力和兴趣去广泛涉猎！所以，这个时候，教育体系、课程设置以及考试模式，应为阅读率下降做些什么了。

与其靠习惯动力培养、驱使人们读书，不如用制度约束人们读书。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读书习惯未能养成，或者有人自以为是拒绝读书，读书率一旦下降就会成为无法约束的道德行为，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的读书习惯和传承。这时候，如果动用制度约束，比如，高考制度可以将经典名著纳入考试范围，纳入各级各类的社会性考试如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电大考试等。读书与否不再是公民个人意愿，而成为社会行为或是必须服从的行为，不读不行，成为国民个人适应社会和规则的必然路径，在几十部名著中纵横跋涉、奔跑撒野，人们通读、精读这样的经典，对于道德感受能力、思考能力无疑是巨大提升。当这种阅读自觉成为社会习惯和思维规则的时候，淡忘经典的现象就能得到巨大改观。

政府设置这样的读书氛围的意义还在于，面对乌烟瘴气的文化泡沫、戏说趋势，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对公民教育指定、制定必要的正面教材，强化、提升经典名著和文化精华的文化地位，有确保经典名著权威地位和主流地位不受侵犯和亵渎的文化重任。将经典名著放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让社会大众始终享受到“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营养大餐”，而不是戏说、恶搞之类的“文化小丑”的污染。

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中国古人阅读习惯的养成。其实，古人读书的惰性和享受性与我们相比，一点也没减少。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可能有点庸俗，古人将“四书五经”当成了谋求功名的敲门砖，“读万卷书”是为了得到飞黄腾达，却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经典名著成为了仕途工具，经典名著的地位才能得到提升，经典名著才可能成为炙手可热。

所以，我认为，动用行政、社会力量、制度效应，激活疲软的读书兴趣，挖掘国民知识智慧，进而提升民族智力，这种做法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