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考生”就像牛虻一样叮入了那根麻木的神经，骤然间促使我们再次收回转移了的目光。面对“职业考生”，似乎不应过多地责备考生本人，毕竟，退学和重考是考生的权利。虽然对其他考生显得极不公平，但并没有像作弊一样突破规则。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愈来愈迷失的基础教育目标、高考导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畸形的培养模式。

　　回望高考指挥棒指引下的基础教育，甚至从胎教开始，幼儿园、小学、中学，社会的宣传、家长和教师的所有努力，无不是围绕孩子考大学、考好大学而展开的。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忽视甚至干脆忘记了情商教育，从多元化培养模式变成了一元化的智商教育，甚至是完全的应试教育。当社会、学校、家庭培养孩子的体系，十几年间惟一指向就是考高分上大学时，还能够收获其他能力吗？有理由要求他在高考结束之后就长大成人吗？

　　美国心理学家研究认为：一个人的成功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智商因素而是情商因素，前者占20%%，后者占80%%。以此来看频繁退学又屡次中榜的“职业考生”就不难理解了：在一定天赋下，完全的“智商教育”决定了“录用”；因为缺失情商教育，丧失了一次次“提升”的机会或者根本不能理解“提升”的必要和价值。

　　“职业考生”是对教育的调笑和嘲弄，虽然这种嘲弄可能并没有鲜明的指向意识，但正因为无意识，才尤其可怕——— 我们到底是为了培养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全面的人”，还是培养考试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