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安考生张非2003年考入北大，次年退学返乡，被邻近的南充市一所民办学校挖去，代表该校参加2005年高考，结果成为该市理科状元，获得10万元重奖。之后，张非又从清华大学退学，以南充另一所民办学校学生的身份参加今年高考，估分高达680多分，再考上名校不成问题，又将轻松获取重奖。
张非此举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职业高考生”，舆论质疑他通过高考牟取奖金。（6月20日《华西都市报》）
　　
　　在这件事上，舆论把过多的火力倾泻在张非身上了，毕竟，目前高考的政策与措施，并没有规定从大学退学的考生不得再参加高考，你可以说张非的做法不道德，但它不违规。我觉得，更需要探究的问题是：是谁在制造“职业高考生”？
　　
　　张非出生于普通教师家庭，自小听话，成绩优秀，这证明一点：除了会念书外，张非和别的学生不会有太大差别，这样的孩子，其平民教师的家庭背景决定他不大可能早早地拥有高超商业策划能力，敏锐意识到自己“会考试”的市场价值，并努力经营。
　　
　　所以，在“职业高考生”事件中，张非应该是一个被动者，他的幸或不幸都在于他拥有“高考出好成绩”的技能，被“有心人”看中，有目的地将他投到高考竞技场发酵。
　　
　　“职业高考生”背后，是一条日益严密的“高考产业化”的生成链条：高考状元对老师来说，荣誉之外，更意味着奖金、职称、职务、住房等实惠的变现；对学校来说，则是金字招牌，借此迅速提升知名度，并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对教育部门来说，自然可在日益激烈的高考排名大战中占据有利位置，彰显教育政绩。
　　
　　应试教育下，这条利益链日趋严密，配合默契，为了利益最大化，自然要不停寻找新工具———从替考者到“职业高考生”，都是棋子而已。
　　
　　单纯谴责“职业高考生”无济于事，应试教育不改，躲在其后那条越来越扭曲的利益链不斩断，“职业高考生”之后，还会衍生出花样翻新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