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榆社博林书院的颓然崩塌，远非用这样的理由就可以诠释。面临中国教育日新月异的巨大变革，以牟利为首要目的之民办教学理念势必在变革中遭遇重新洗牌。

　　前两任董事长“变脸”后退隐

　　地处太行山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榆社人，深谙教育是改变贫困现状的出路。学子们前赴后继走上受教育这座独拱桥。在供大于求的教育形势下，学生考不上中学，不仅要找人托关系，还要掏取赞助费。一些家长急于寻找一条教育捷径，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另一些工作、生意繁忙的家长也苦于榆社没有一家小学寄宿学校，在孩子和事业之间疲于奔命。

　　2002年8月，经晋中市教育局批准，博林书院落足榆社县。博林书院是寄宿封闭式的民办学校，小学学费每年1980元，初中学费为2300元，高价学费没能阻碍家长们的昂扬兴致，前来报名的学生摩肩接踵，首次招生达280人。

　　李振斌是校董事会的大股东，一同前来的还有河北新乐市的王增同、甄志勇等小股东，随行的还有河北的8个老师。这些老师是初期弥补师资不足时的后备力量，亦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本是几个股东稳操胜券的一部棋子，孰料，这个优势却成为博林的首个疙绊。

　　生活以及教学中无处不在的河北方言，使得部分榆社孩子由不懂到排斥。这一缺陷，在长达两个星期的寄宿环境下被无限放大，屡有学生向家长反映不习惯而要求转校。第一学期，就有学生背着行李走出校门，一年间，学生流失达60多名。

　　这时，校领导们坐不住了。经过协商，李振斌打算趁着生源还算丰盈及早易手。王增同将自己的同学李拴友介绍到了博林书院。

　　李拴友37岁，河北新乐市某银行副行长。他的到来给博林注入了新的血液。李在河北找来了孙兴昌担任副校长。孙一直在私立学校搞管理，有着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他能言善辩、才华出众，每逢上级领导视察，他的谈吐总让人对博林刮目相看。假期里，孙带着老师挨个去学生家做家访，面对家长，他针对孩子侃侃而谈，听起来，没有他不熟悉的学生；面对老师，他谦逊有加，一视同仁；面对学生，学习中他严肃认真，生活上亲切照顾。学校大小事，孙兴昌打理得井井有条。孙的以身作则，老师们看在眼中，个个斗志昂扬，干劲十足。两年后，孙兴昌不负众望，使得博林一跃跻身为榆社学子争相就读的好学校。

　　2004年夏季，全县抽考，在博林随机抽取了初三班、小学的三年级和六年级，民办学校博林书院各个年级的成绩均名列第一。2004年8月份招生，200多学子涌入博林。

　　新校长路分红的小商人哲学

　　2004年9月，路分红从长子赶到榆社博林书院，众目睽睽下，他踏进李拴友办公室。2000年，路分红在长子县丹朱镇办起了民办学校，5年里可谓是步步艰难。看到榆社博林形势大好，2005年8月份，路分红将长子博林学校转手给当地一名村干部，又以57万元的价格接手榆社博林书院。

　　路52岁，看起来文质彬彬，这样优雅的一个人在师生中却以“辣手无情”著称。路分红一上马，首先对教师工资“大开杀戒”。他计划从教师工资里年节省5万元开销，每个老师每月工资削减100元左右。

　　通知发布后，教师们人心浮动。一些老师咬牙辞职，熟悉的老师离开，新老师接替，大多学生情绪波动剧烈，甚至有学生以装病来拒绝听课。一部分老师留了下来，但对教学少了些许热忱。同时，伙食价格一路高涨，学生们怨言四起，众多学生家长忍无可忍下，来到学校要求提高伙食质量、降低伙食价格。路竟充耳不闻，照样从饭菜上划拉小算盘。

　　紧接着，博林迎来它的第四个冬天。这年格外地寒冷，学生们发现教室和宿舍的暖气不再像往年般滚烫炙人。更让教师们寒心的是，往年的福利在路的主张下顿成镜中花水中月。

　　孙兴昌、王增同一再相劝，路分红表面应允，骨子里却自行其是。孙、王等人最终心灰意冷，脱离博林返回河北。随着孙兴昌的离开，大多老师学生也另奔他途。看着生源师资急剧流失，路分红仍不反思博林的硬伤所在。离异的路分红，却迎来了情感的春天。其从河北带来的女出纳，于学校办公期间与路摩擦生情，两人迅速结为伉俪。在夫妻两人与老师们的相处中，路分红将对自己对妻子有意见的划分出一个派系。一次假期补课，7名老师在学校授课。路外出吃饭时，点名其中4位老师陪同，剩余的老师尴尬之下去意决然。他对老师的亲疏之分加剧了裂缝的扩张。

　　2006年国庆放假期间，路仔细地计算出每个老师的日工资，然后再一一扣除。就连起初追随博林的老教师，也开始牢骚满腹。这时的博林，人心溃散，形同一盘散沙。其中一个班，一学期内连换三任老师，学生成绩一落千丈。

　　校方不负责任的做法加速了博林的衰败。

　　遗留教师问题难解决

　　2003年，国家为了建立贫困学生就学制度，号召在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两免一补”，两免就是免杂费、免书本费，一补就是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用。从2005年春季，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加大了对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两免一补”的实施力度，并计划在2007年之前，中西部省份全部实行“两免一补”政策。

　　往年，博林书院的两大生源在谭村和北寨村，这两个村因前几年有村民子女在博林考上心仪的学校，所以多数村民择学时反而更青睐博林。2005年，谭村就有30多名学生输送到博林。2006年，榆社教育局开始实施“两免一补”。农村符合条件的学生，通过申请都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教育待遇”。于是，谭村学子们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可以“两免一补”的榆社二中，北寨的村民则将子女送往城镇三中。

　　另一地方政策也让博林陷入了招生危机。榆社初中补习的学生，前几年补习只加取20―30分，2006年，一项新的不成文的规定出台，补习生加60分。博林也由2005年招到的90名补习生骤降至2006年的16名。

　　2006年12月28日，愁眉不展的路分红声称要回河北新乐老家贷款助学，留给博林一个永远的背影。30日，学校组织放假。2007年1月3日，师生来到学校后，发现担任出纳的王彦誓(路的妻子)也率领其他河北人马一并消失。

　　2007年1月6日，经过清点，博林尚欠榆社城关村村委会租金8万余元，25名教职工工资4.68万余元。1月8日，经过县教育局协调，根据家长自愿原则，博林书院176名学生除却4人到外地就学外，172名学生全部安排到位。

　　1月10日，记者分别在东关小学和三中、二中进行了调查。一些学生很留恋原学校的老师，提及博林，有的学生眼圈一红，低下头来。

　　对于一些老师的安置，榆社相关部门显得力不从心。欠薪老师辗转奔走在教育局、公安局、法院之间，寻求答案。摆在他们面前的仿佛是只有一个解的方程式――起诉路分红，结果是：即便赢了，找不见路分红，就拿不到工资。

　　谁是下一个博林书院

　　我省民办教育学校多达2000余所。记者了解到，凡是冠以“博林”字号的民办学校大多为河北人所开。如，祁县六支村有博林书院，另在沁县、孝义、天镇等县均有博林学校的分布。榆次张庆乡的博林学校刚不久才完成了由民办蜕身变为公办的转型。在记者搜罗的博林学校的董事长名单中，大多为河北新乐市人。但无论河北人办学还是其他地方的非教育领域内资金投资民办教育，以教育为载体投资获利的出发点不言自明。即便其不以盈利为目的，在学校没有经费周转的情况下，民办学校仍然会自行灭亡。2007年1月3日，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民办学校常德学校，同样玩起了“空校计”，几名办学者逃之夭夭。记者多方查询到，河北新乐市工商联副主席王某即是山西榆次常德学校的董事长。“更多的民办投资者一心想在学生身上多赚钱，不懂以可持续发展的目光谋发展。”太原市某民办学校校长张泽彦坦言，“我们必须迎接民办学校整体走弱的风险，一个完全适应民办的教育环境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只有在变中求新，诚信中求信任，教育中求生源，政策中求活力，才可能走出民办教育的低谷。甩手走人是缺乏道德的一种体现。”资料显示，即便是信誉度极高的民办学校，濒临绝境，也很少有悲壮地站出来承担责任的勇气，大多是以牺牲学生为代价而全身以退。这样一来，民办学校负责人的抽资失踪，政府监管就难脱失职之嫌。

　　2006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办法制定了“民办学校风险保证金制度”。该保证金由民办学校存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确定的银行专户。

　　我们无法断定下一个博林、常德会在哪里出现？一旦遭遇这样的教育风险，相关政府部门做好教师和学生的应急预案了吗？最重要的是，学校风险保证金制度执行到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