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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祥：18年情牵苗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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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教育报 2005-9-10 10:5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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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推荐】贵州惠水县摆榜乡甲坝民族中学教师 罗天祥
“我的青春已经献给这里的教育事业和我的学生了，我不舍得走。”
7月盛夏，贵州省惠水县摆榜乡。
记者望着车外雨雾笼罩中的山路，揉了揉已经被崎岖的山路颠得有些麻木了的身体，裹紧了身上的衣服。车上一位县教育局的同志进入摆榜乡地界不久风湿病又犯了，正在咒骂着这恼人的天气。
惠水县摆榜乡平均海拔1500米，夏日飘冷雨，初冬即飞雪，全年平均气温不到13度。这儿少数民族占到了全乡总人口的95%，人均年收入不足700元。乡民思想极其封闭，大部分人家都存在“秋季低价米换酒喝，春季高价购粮吃不饱”的现象，甚至政府扶贫的农具也被许多乡民拿去换了酒喝。对于接受教育的观念更是淡薄，许多孩子八九岁就订了亲，十几岁就结婚。而罗天祥自19岁大专毕业后，就在这里呆了18年。
从19岁到38岁，这在人生中是怎样一个令人心醉的时期啊，记者出神地想着。突然，一种仿佛从惊涛骇浪中直接踏上陆地的感觉传遍全身，听见车上的其他人兴奋地低呼了一声，抬起头来，车已经从崎岖不平的山路驶入了甲坝民族小学。
罗天祥早在那儿等着。
据罗天祥介绍，这里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贫困，可比经济更贫困的是教育。1987年，他刚到这里时，占地70多平方公里的全乡，只有4所土木结构的支离破碎的小学；全乡小学生只有568人，初中生为89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46%；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仅为17%，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仅为总人口的2.44%。记者对比着现在的数据：小学在校生1835人，入学率达到98%；初中生512人，入学率97%。这不由得使记者更增加了对这位摆榜乡的教辅站长和甲坝中学校长的好奇心。
“我们的罗老师”
罗天祥把大家让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几束不知名的野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都是孩子们上山摘给我的。”罗天祥幸福地作着解释。记者从罗天祥陶醉的表情和醉人的花香中，感受着他和学生的亲密无间。
记者还发现，被采访的家长和学生提到罗天祥时，最喜欢用的称谓是：“我们的罗老师”。
这也难怪，这些年罗天祥为孩子们付出了太多太多。为了不让家庭困难的学生失学，他每学期担保的书杂费都在3000元以上，工作18年来，为学生垫付的书杂费达到了5万余元。
有一位叫陈姹的学生，两岁时家中失火，现在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四面透风的茅草房里。她在这场大火中失去了右手，而父亲又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母亲由于不堪忍受家里的艰辛在她念五年级时与父亲离婚到邻县打工去了。罗天祥了解到情况后，每个学期都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挤出陈姹的杂费。2001年10月的一天下午，陈姹的母亲拉着自己的女儿来到罗天祥的办公室，“扑通”一下就跪在了罗天祥面前，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感谢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
还有一位叫曾凡强的学生，由于父母相继过世而辍学，罗天祥走了3个多小时山路到他家把曾凡强劝回了学校，不仅负担了他所有的书学费，还每个月提供20元的生活费。曾凡强在初三毕业后到广东打工之前对罗天祥说：“罗老师，我挣了钱一定回来报答你。”
罗天祥的这种行为感染了当地的乡亲们。有一次，他到一个也是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学生家中，表示愿意为这位学生垫付书杂费时，这位学生的父亲——同时也是罗天祥以前的学生，惭愧地表示，过去罗老师为自己垫费，现在怎么好意思让罗老师再为自己的女儿垫书杂费啊，“就是砸锅卖铁，我都要送孩子上学。”
在罗天祥教过的学生中，一部分人成了他的同事，有的还成了他的上级领导，但他们都一直尊敬地叫他“我们的罗老师”。
一个人的能量
在罗天祥18年的从教工作中，他反复地思索改变苗乡教育落后面貌的“灵丹妙药”，结合苗族聚居地现实情况，经过多次努力尝试，他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教法。他根据地区特点采用双语教学，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克服了教育与生产劳动不衔接的现象。
在教学工作中，也从不以升学率的高低来作为评价一所学校、一个教师好坏的单一标准，而是要求学校和教师要为大部分不能升学的学生服务，重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的聪明才智和个性得到充分发挥。
平常他注重对学生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培养。比如他针对当地农户没有厕所，随地大小便的不文明、不卫生现象教育学生，经常上门动员家长修建厕所，并积极找上级部门资助，兴起了全乡“改厕”工程。看到学生病了家长不是去找医生，而是请巫婆到家搞迷信活动，他就经常主动借钱找医生上门对学生进行医治，用活生生的事例来教育群众，逐步改变了当地人的陋习。
罗天祥1993年担任教辅站长后，常对老师们说：“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最要紧的是能为社会多做点事，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平时的工作中，他走到哪里都是只要白开水一杯，在乡内检查工作时，他都选最边远的小学，这样往往一个来回就是50余里的路程，当别的老师问他累不累时，他常这样说：“我把这当作是一种免费运动。”
一个人的能力终归有限，社会的力量才是无穷的。认识到这点后，他为了让摆榜的教育引起更多人的重视，通过走访几百名失学儿童和进行全乡经济调查后，写出了上万字的《摆榜乡经济发展及教育现状报告》，向外界介绍深山苗族同胞教育的艰难现状，诉说苗家女孩身处大山的求知欲和教师们面对逆境依然前行与落后教育抗争的勇气与毅力。
这篇文章通过媒体发表后，受到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家民委、教育部、全国妇联的领导们先后到摆榜实地考察，并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了鼓励和帮助。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林明达及惠水县委书记杨筑萍等领导已把摆榜乡作为扶贫联系点给予了极大关注。如今，摆榜高山苗家的教育事业在省、州、县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18年来，在罗天祥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帮助下，摆榜乡各所学校共为学生减免学杂费10万余元，社会直接帮扶共计20余万元，共有2314名贫困学生因此而受益。
一个遗憾
罗天祥有一个遗憾。提到家人的时候，他说：“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妻子和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
他的父母先后于1996年和2002年过世。2002年11月，是他父亲病得最重的日子，当家人通知他父亲想见他最后一面的时候，罗天祥正在组织“西部安康计划”在摆榜乡的捐赠仪式。他听到这个消息，咬了咬牙，硬是没回去。等到仪式结束赶到家的时候，他父亲已溘然长逝。
罗天祥家住县城，由于工作繁忙而且学校距离县城较远，常常几个星期才回家一次，特别是去年“两基”攻坚的时候，两三个月回家一次是常事，女儿罗倩几次发高烧他都不在身边。妻子张咏梅常常抱怨：“别人当老师，你也当老师，为什么你这么拼命！”夫妻俩为此闹别扭是常有的事。
当罗天祥2004年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的时候，有同事到他家里问他的女儿罗倩高不高兴，小罗倩撅着嘴说：“我不要当全国模范教师的爸爸，我只要能够给我每天晚上讲故事的爸爸。”谈到这些的时候，这位刚强的汉子噙着满眼的泪花。
离开摆榜乡时，记者和县教育局的同志又开始在罗天祥往返了18年的路上颠簸。大家不禁又聊起了他。记者这才知道他曾经有4次机会回到县城，组织上还曾把他列为乡党委副书记和副乡长的候选人，但他都没同意。他一直是那句话：“我的青春已经献给这里的教育事业和我的学生了，我不舍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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