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两项调查结果和结论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却都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评论。针对“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很多报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在追根溯源的同时，担心起“未来谁来当工人”。而对“四成大学生愿意当搓澡工”，也有评家议论说是人才资源的浪费。由此，便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两条消息是否都准确？二是究竟有多少人、什么样的人愿意当工人才算合适和正常？

    其实，只要稍加观察和体味，就会发现两条消息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读。招聘大学生的是一家服务业企业，四成应聘者表示愿意从最基层做起，这很正常。而针对上海4000人的调查，我见到的所有报道，都没有对调查对象和方法作更加详细的描述。调查由谁来组织，调查对象都是什么人，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等，采取了什么样的抽样方法，抽样的比例有多大……这些都是我们在分析和评论调查结果时，应该掌握的最基本参考依据，但许多报道对这些信息只字未提。那些据此进行的评论，看上去洋洋洒洒，深刻睿智，其实可能故弄玄虚，并没有针对性和实际意义。

    假如4000人的调查是在上海高等院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中进行的，而目前绝大多数的工人岗位，要求中技、中专或大专文化程度即可，那么调查的结果就实属正常。而如果对4000名农民工或是农民提出同样的问题，1％会大幅度提升。即使面向13亿中国人民，想当工人的人也绝不会仅仅是1％。一些由此引发的说法，如“美国80％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企业，而我国只有30％的人才在企业”，也根本没有可比之处。

    一个社会是有分工的，每个工作岗位的要求也不一样。每个人应该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每个岗位也应该由最适合的人来工作。不同岗位的科技含量不同，劳动强度不同，社会影响力不同，对从业者的要求不同，所支付的劳动报酬也不同。国际惯例都是，报酬的高低与科技含量的高低成正比，与岗位的稀缺程度成正相关系。在任何国家，正常情况下，工人的报酬是不会高于公务员、教师、医生、记者或演员的，原因就在于能当后者的人比前者要少。有些职业的吸引力，如演员、运动员，更多是源自其工作性质和参与者的兴趣，报酬的高低或许还是后话。中国的现实是，大家都认为存在着分配不公，但多数都认为别人高而自己低。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能是与国际接轨，让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每个人想干什么是一回事，能干什么又是另一回事。未来没有人做工人吗？那是不可能的。只要是社会需要的工作，市场就会在供需之间、付出与回报之间创造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防止的只是，垄断行业绑架政府，让消费者为他们的暴利买单，由此形成社会分配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