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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有学识未必就等于一定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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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教育论坛 2007-1-26 16:0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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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目前每年高校毕业生和在校生比改革开放前都有了很大增长，大批走出高校的毕业生为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一再扩大，我国高等教育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就业难，学历贬值和高学历低层次找工作，教育产业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往往是社会上争论多，结论少；业内人士呼吁多，理论探讨少。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对高等教育学历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下降的问题，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增长学识和获得学历是高等教育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一方面是在大学学到更多的理论知识，这个增长知识和学问的学习过程可称为学识教育；另一方面，在获得学识的同一个过程中，通过各种考试使自己学习知识的能力，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智商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个取得学历的过程可以称为学历教育，所以说增长学识和获得学历是接受高等教育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一方面是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学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学习知识的能力予以认证，所以说提供高等教育服务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学识教育和学历教育。
以前当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仅限于很少一部分人的时候，大学毕业生既有学识又有学习知识的能力很容易得到统一。所以对于一个很有成就，或很成功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他到底是有学识，还是有学习知识的能力，甚至简单说成就是因为上过大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这就好比是在短缺经济条件，只要能够购买到商品就行，至于商品是否是优质产品，是不是名牌产品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也根本就没有进行产品品牌比较的必要。
历教育开始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错位，有学识和高智商不再那么统一了。一些学生希望通过支付学识教育的费用，获得高等教育的学历；一些学校以发放高校学历为诱惑，通过学识教育赢利。针对目前有知识和高智商不再那么统一的现象，很有必要把学识教育和学历教育区别开来，才能很好的认识和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道理很简单，理论上可以让每个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上大学，但绝对不可能使每个大学毕业生都最聪明，也不可能使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同样成功。
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效率要求实现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分工或社会定位的成本最低；每个劳动者也有必要使找到最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工作的过程和经历最短。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地配制各种资源，包括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际上高等教育是我国目前实现高智商优秀人才社会配置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所存在的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使这种社会智力配置过程的成本增加和效率下降。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在智力区分方面可以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所有的人都上大学而没有区别；二是所有的人都不上大学但有所区别。显然后者更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码中国古代并没有大学，但可以通过科举把比较聪明的人挑选出来。文革在社会智力配置方面的悲剧所在就是所有人都不上大学,又没有区别。
果高校毕业生可以算作是高等教育的产出,那么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如同商品市场经历了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过程一样,高等教育应该通过学历的差别使社会和用人单位能够更便利地挑选出各自最需要的人才。中国封建社会很多很有成就的官员之所以能有所建树，并不是因为能写好八股文，写好八股文和当好官不是因果关系，八股文只不过是表现和反映他们智力的载体和方式。高等教育实质上是当代社会对高智商的排序和挑选。一个民族的发展在很多时候取决于一些关键人物的作用，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使得整个中华民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最聪明的一部分人担当起民族的脊梁。
二、智商是高等教育学历的根本
在一个既定人群中肯定存在着智力不同的差别，就如同存在着身高差别一样不可否认，只是智力的区分不会像身高的差别那样直接和简单。表现和区分人们的智力差别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方法，比如写八股文，甚至下象棋，但只有通过比较智商的差别,既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知识能力的比较和竞争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最无法替代和最应该发挥的根本作用就是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智商予以认证，高等教育的学历实际上就是对大学毕业生智商认证的证书。
在一个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经济盛行的社会，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获得学识；在一个很多人需要靠智力竞争进入社会和取得社会地位的时代，高等教育学历对于很多人获得人生的高起点和更多择业机会的作用是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人们迫切需要获得和提高学识的机会，更需要使自己的智商得到最有效和权威地认证。尽管智商需要通过学识的多少来表现，但是有学识和高智商绝非同一个概念。目前高等教育为社会提供唯一，且公平、公正的方式把智商最高的一部分人挑选出来方式，所以高等教育学历的根本应该是智商的差别和标的。
高等教育学历不是成功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有的人上了大学后事业很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上了大学所有人就肯定能同样成功；许多人上了大学后作出很大贡献，但也不是说上大学的人越多成功的人越多。某种意义上讲，许多大学生在事业上很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在大学学到了什么，而是因为他能考上大学，特别是能考上名牌大学。
不上大学也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增长学识，没有文凭的人也有很多事业非常成功的事例。但不可以以个别例外作为否定高等教育最根本作用的理由。绝大多数人需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学历取得一些资格；社会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给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机会，这是目前社会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替代的选择。
有学识未必就等于一定有能力。成功是一个相对概念，对应着智商高低这一相对概念，而不是有没有学识。高智商和有学识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学识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时间和过程获得相同的学识；而智商侧重于掌握知识的效率，能用最少时间掌握相同知识的人才是最有能力的人。社会上成功与每个人智商高低的相关性远高于知识多少的相关性，更何况具有不同领域很难比较知识的多少，但几乎所有人的智商都可以进行比较。
接受高等教育肯定可以获得更多学识，但未必是有了学识就一定可以保证成功，更不是学识越多越成功。当代传媒和知识爆炸使得每个都比100年前，甚至每个人自己的父辈都多掌握很多现代知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比其父辈成功。尚没有证据能证明当代人比100年前，或2000年前的人聪明多少，只是智商的差别还是同样明显存在着。
实际上很多成功人士所从事的专业或工作与大学所学的专业并不一致，对于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学校学的课程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得到应用的部分很少。另一方面现在每个领域的知识更新和发展都很快，实际工作中所用的很多知识，甚至绝大部分是在离开学校后自己学的，比如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就最具有说服力。对于绝大多数非常成功的人士来说，在大学里掌握的学习方法和造就的思维方式比实际学到的知识更重要。现在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学历越高，越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从业于本专业工作的比例越低，主要原因是越是高智商的人适应性越强，机会越多。
重点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会显得更成功一些,主要原因是重点大学把智商更高的学生聚集到一起。就好比每个城市的重点高中高考升学率更高一些一样，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把学习好学生都聚集到了一起。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输出的是最聪明的人，而未必一定是最有知识的人；最聪明的人是学习相同知识用时最少的人，而不一定是一生掌握知识最多的人。如果人生求知可以比作是一段路程的话，一个人的学识和智商就如同速度和加速度的关系，社会竞争主要表现在学识上的较量，但成败的根源是在智商的差别。有较强学习知识的能力比有学识更重要，高智商才是成功最根本的保证。
文革10年取消高考造成最主要的后果不只是出现知识的断层，而是社会成员按智商分类和社会智力资源配置依据的缺失。挑选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主要是政治表现，不能真正反映智力的差别，而社会许多岗位要求按智商高低来分配，所以挑选标准和分配的依据出现了错位。恢复高考后，77、78级的毕业生得到社会普遍好评，其中许多人后来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也比较突出。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这两届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学的比较好。恰恰相反，由于刚刚恢复高考，从教学设施、师资到教材等各个方面的学习条件都不如以后各届学生。唯一可以解释的是这两届的学生平均智商比较高，因为社会上积压了10多年的人才，再加上当年招生人数很少，现在智商在5%之内可以考上大学的，这两届大概要在3%以内的才可以考得上。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在中国是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海外留学,精英出国铸就了“海归派”的信誉。现在好多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出国上学，“海龟”变“海带”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根本原因是随着出国上学的人数大量增加，“海归派”的平均智商下降了很多。
实在没有必要继续争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实用性和必要性，仅仅因为它是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门坎和确保高等教育学历含金量最的重要方法就很有必要将英语四、六级考试进行到底。我国目前各种专业职称考试很有必要加试外语也是同样的道理。
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需要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品牌战略完全可以也有必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方面。知识经济实际上是头脑经济，投入的资源—头脑应该同其它资源或生产要素一样要有所区别，要有标的，也要有品牌。社会地位和人格的平等和机会均等，不排除社会对人智力能力的区别和标的。如同企业发展实施品牌战略一样,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实施学历战略。高等教育学历的含金量是高校的竞争力和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符合其社会功能的要求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本身以及外部条件和要求也大不相同，中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宗旨和方向应该是把最优秀的人才挑选出来，让更多的人有学识。国家、高校、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准则和角色都应该据此定位和发挥各自的作用。
国家投资高等教育最大的回报应该是把国家需要的最优秀的人才挑选和培养出来，并为把这些人输送到最为适合的岗位开辟最便利的通道。如今中国经济能在世界上能有如此地位，主要靠的是低成本，因为高效率并非一日之功。同样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必须首先考虑降低教育的社会成本的问题，毕竟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和资源非常有限。中国高等教育应该以尽量低的成本为民族振兴和国家经济发展挑选和培养出最适合的人才。
对高校毕业生智商认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有所区别，如果排除目前绝对数量差别的因素，对于绝大多数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来说，是在博士、硕士和学士的档次，还是硕士、学士和中专的档次进行区别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前者的成本要远高于后者。相对于我国目前教育总体投入水平，我国高等教育智商认证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正在趋于过于豪华。
现在我国普遍处存在着高学历就业层次下降的趋势，好多研究生去中学当老师，也许这有利于提高中学教师队伍总体知识水平大，但从高等教育对毕业生智商认证和对高智商的人的挑选的功能来说，成本过高是肯定的。国家投资高等教育必须考虑教育经费投入的社会代价和国民教育的机会成本，少招收一些研究生可以使很多失学儿童受到起码的义务教育。现在好多大学生考研只是为了逃避就业难的现实，多学几年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晚两三年开始工作对社会和个人都是一种很大的损失。我国目前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应该减半。
目前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对社会发展贡献的边际效用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在现有大学招生规模的基础上，每增加1万毕业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下降。大学生首次就业平均工资不断下降,用人单位雇佣新大学毕业生的“消费者剩余”很高，也说明高校扩招短期内应该有所克制。相反，适当增加对中学教育的投入，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普通公民知识水平的社会成效会很显著。
高校的声誉和生命力就在于能够把尽可能高智商的学生招收进来。只有把学校的学历颁发给最有可能成功的毕业生，才能不断提高学校的声誉。高校规模的扩大并不是能够把尽可能高智商的学生招进来的必要条件和保证。专业有特色，学术领先是办好大学的主要追求，综合性和大规模肯定不是高校办学最好的选择。
高等教育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就是不能卖学历。教育是否应该产业化已经争论了好多年，如果把教育区分成学历教育和学识教育两个部分，答案就非常清晰了。如果学历教育产业化就有失公平，就会扭曲智力水平评判的标准和结果，对任何人无论花多少钱也不允许给予智商虚假的认证；学识教育是人力资源的知识投资，就应该产业化，应该允许学生花钱长知识。
高等教育的学历应该形成一个梯度，从最高智商含金量到较多学识成份的过度。对于绝大多数已经经过高考的考生，专升本也许可以使个别人的学识提高一个档次，但不大可能把所有人智商的位次提上去。同样自学考试可以把一些人的学识提高到相同水平，但不绝可能以把所有人的智商提高到同一水准。一些人都可以花钱提高自己的学历来增加在社会上竞争的机会，但是一个人多一个机会，社会就可能要多付出一份成本；所有的人都有机会，社会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很多领域或行业要求或强调某些特定知识，比如高级技工，这是目前中国教育比较薄弱的环节。高校扩大招生把一部分本来应该安心于这个层次工作的人撮到更高一个层次，从个人方面来讲进入更高一个层次的竞争未必能成功，从整个民族来说降低了一些层次劳动力应有的总体素质。
高等教育强调学历教育肯定会对高中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现在已经负担相当沉重的高中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但这绝对不是否定学历教育的理由。假设学识=智商×勤奋，要通过考试用学识衡量智商的话，只有让每个人都十分努力，比如使勤奋指数尽量接近10，学识对智商的衡量才能更近似准确。也许增加学习压力是使勤奋指数接近10的唯一方式，所以高中毕业生必须面临巨大学习压力，才能使高考更真实反映考生的智商。高中生学习压力已经很大确实是个问题，可是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呢？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我国经济起飞阶段许多社会问题一样，中华民族需要要拿出点勇气来：牺牲两代人，摘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
通过文凭公平、公正、真实、客观地认证大学毕业生的智力水平，是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最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毕竟最优秀的人材目前都是国家公立大学的毕业生。将来中国私立学校的认证可能更高水平地被社会承认和接受，这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一些私立大学的信誉超过国家公立大学很正常和也很常见，就好比一些产品的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高等教育学历所代表的含义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人们重视学历,尊重学历,更应该根据社会发展和实际需要赋予其更加深刻的含义和内涵。火车站并没有因为蒸汽机车变成柴油机车，或电力机车而改名。高等教育学历不能因为更多人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失去其原有的作用和地位。市场上商品丰富了，就让商品有品牌和名牌的区别；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就让大学学历有所区别和不同。火车不用烧火了还是“火车”，但跑得更快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了，但还有学历的差别，而且对智商的标的更准确了。如果硬要找出火车和高等教育学历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么它们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使人们越来越快地抵达人生旅途的下一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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