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将启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会晤议题将包括中美双边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署名“刘建飞”的文章指出，中美两国虽然有不少分歧和矛盾，但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构成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这种动力越来越大于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阻力。中美关系已经越来越建立在内生动力上而不是“第三者”因素的基础上了，已经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正常化”了。

　　文章说，纵观中美关系史，发展双边关系的动力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全面、持久。如果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广州黄埔港算起，中美关系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以往的中美关系都有些不“正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对华关系带有相当程度的殖民主义色彩，无论是《望厦条约》，还是“门户开放”政策，基本上都是美国单方受益，中国即使客观上受益，但也是被动地接受，中美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这是中美合作最为辉煌的一页。

　　但是，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建立在有“共同对手”基础上的，因此是不牢固的。“共同对手”消失不久，中美关系就陷入冷战的泥潭，两国不仅对抗了20余年，而且还在几次热战中交手，美国甚至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后来，主要是苏联的威胁促使中美两国又携起手来，形成一种准盟友的关系。冷战结束后，苏联因素消失，中美关系又陷入起伏不定的怪圈。“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又成了中美关系的黏合剂，两国在反恐的大背景下成为“建设性合作者”，双边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从上述可见，凡是中美关系密切的时候，基本都是有“第三者”在起作用，而一旦这个“第三者”消失，中美关系就会逆转或动荡。依靠“第三者”因素来维系的双边关系实属不“正常”。顺着这种不“正常”关系的历史轨迹去观察，人们难免不得出“在反恐战争结束后中美关系会出问题”这样的判断。再加上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思维的影响，这种判断似乎更有说服力。

　　在失去了“第三者”的作用后，崛起大国与霸权国之间除了走向冲突，还能走向哪里？

　　文章指出，中美关系的性质也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关系。如果观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关系，可以发现，促使双边关系发展的动力除了“第三者”因素外，两国内部的自生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对发达国家开放，向发达国家学习，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自然会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对象之一。美国的这种角色至今未变。同样，随着两国在各领域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越来越大。

　　正因为这样，在冷战结束、苏联这个“第三者”消失后，中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陷入新的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因人权、台湾等问题，中美关系一度逆转，但总体上还是向前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呈直线上升之势，文化、教育、学术等方面的交往也日益密切。90年代中期，美国朝野经过大辩论，在对华政策上形成基本共识，即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或对手，而是“战略伙伴”。这种伙伴关系已经不再以“第三者”因素为主要基础了。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朝野又在进行着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其核心内容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是将正在崛起的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还是战略合作伙伴。虽然鹰派将中国看成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拥有决策权的布什总统还是倾向于将中国看成是合作伙伴，愿意同中国继续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这说明，美国决策层认识到，维系中美关系的力量不仅仅是反恐，而是来自于多领域、多层面；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有冲突的利益；同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更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可以说，中美关系已经越来越建立在内生动力上而不是“第三者”因素的基础上了，已经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正常化”了。

　　文章指出，“正常化”只是中美合作关系深入发展的客观条件，双边关系能否健康、稳定地发展，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就目前来看，制约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以及朝野存在着的传统现实主义思维和冷战思维。只要能克服这些有悖于时代精神的旧思维，中美就能够建立起战略互信，就能够开创两国合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