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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如何体现。尊重大学生受教育权利的惟一方法，就是把大学生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请进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大学改革至今，我国的大学制度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遗憾的是，对这种变化，人们至今没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平台。因为有资格推动变化的人，不需要这样的平台。针对北大教改，该校李零教授曾有名文，“大学不是养鸡场”，一时轰动社会。但没听说涉案的各方有什么好收场，其实最好的结果是，各方能够共建一个有效的交流沟通渠道。没有这个东西，对任何管理制度方面的变革都不必给予过高的评价。
这个局面今天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虽然我国的大学“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人物事件以及大学的变革让人眼花缭乱。比如陆步轩卖肉、马家爵杀人、人大成立国学院、重庆某高校禁止学生做二奶、卢雪松停课、超级女生、南大涉嫌“风水班”，等等，大学领域已经成为社会极为重要的新闻热点领域。
最近的例子，就是大学管理制度上一些正向的变化，比如一些高校给女大学生产假；曾经通行的禁租令被取消，大学生又可以到校外租房住了；学生宿舍的管理也灵活起来，熄灯时间取消了；学分制把休学因素考虑进来了……等等。有人因此说，大学的管理更人性化了，这对大学生的成长有好处。有人从中得出了更积极的结论，即在细节的改变中，大学制度越来越合理了。
如前所说，我不同意这类过高的评价。我曾经怜悯过今天的大学生，连上街到广场去的经验都不曾有过。今天的大学生只能窝在宿舍、图书馆、教室里，老实地读书，做好孩子，或做一个想体验成人世界却不得正常体验的“叛逆者”、“越轨者”。他们不敢质疑并要求改变大学制度，大学管理制度的变化仍只是现象，并没有真正地尊重大学生们。我们说大学生有受教育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细化为婚育、学业、居住等生活和学习问题，并由职能部门决定是否给予、何时给予、给予多少的问题；大学生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一个完全自主的权利，它意味着，大学生是需要尊重的一方，是可以也应该参加讨论甚至参加管理博弈的一方。
大学管理跟大学生之间的这种关系，直接关系到大学生能否成人，关系到我们社会里的大学生们成人的方式。成人不是一个空洞的目标，甚至也不是婚育权、居住权等细节组成的具体目标，他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追求现代性，我们必须在现代化之中；我们希望成人，我们必须在成人的路上。大学生们处在自我意识的萌动期，处在青春骚动的“严重时刻”，处在自由意志或成人观念的“自觉”阶段，这种种自觉应该是通过群体认同、通过代表博弈来体现的。但我们的大学生往往是以个人的叛逆，个人的片面深刻的“成熟”来表达他们的人性自觉，他们缺乏集体的建设和运作经验。
因此，在大学管理制度方面的种种议论或改进问题上，大学生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欠缺的，在参与改革管理制度方面，大学生一方几乎是缺席的。这导致大学管理制度常常出现可笑的反复，一会儿严得大学生找个情人都要开除，一会儿松得把大学生推向社会。更严重的，这种大学管理制度妨碍了大学生的成长。它貌似尊重大学生，为大学生着想，实际上只是想当然尔，它仍把大学生们当作要管要警惕的大孩子。有时候它会尊重大学生的生存现实，做一些管理方面的调整，但这种“人性化”倒十足地说明制度本身的非人性化。
大学生的成人世界是一个事实，大学生要成人的生活，要像成人那样得到学校和社会的尊重也是一个事实。遗憾的是，大学生处于过渡阶段，在利益博弈方面，他们是一个弱势集团。这导致他们对生活、学校和社会的看法确实有些稚气。他们还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受教育权，去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婚育权、居住权和就业权等权利。这导致大学生们的成人之路是非常艰难的，大部分人，用我的话说，只是被生活“闷熟”的，而不是正常地获得了成熟。
美国Suffolk大学学者薛涌曾谈过一个现象：“许多在美国世代领救济的下层黑人，从小教自己的孩子乞讨，孩子还没长大廉耻就快没了。拿到社会的救济金也无个谢字，乃至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保守派说他们觉得社会欠着他们的。其实想想也很可理解。一个单身母亲，拖着和三个早已无影无踪的男人生的五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你还让她想什么呢？反而是我那位朋友，不管父母从小多么注意对她进行平民化的教育，她下意识中自己总还是个精英，觉得自己应该帮助别人，而不是接受帮助。所以得到一小笔奖学金，也惶恐不已，总要想想自己怎么回报。”
我希望大学管理制度的制订者们意识到，自己属于精英强势的一方，但自己不属于制度的惟一制订者。他们作为强势者，应该有胸怀把大学生作为一方吸纳进制度的建设中。不要动不动为自己单方面制订的政策管理叫好，说自己是为大学生好，自己更仁慈了，自己更人性化了。尊重大学生受教育权利的惟一方法，就是把大学生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请进来，听取他们的意见，“互谅互信”，共同把大学办好。
大学生们也需要努力，大学生们应该像美国黑人那样，理直气壮地要自己的权利。借李零的词语，如果大学生们不能正当地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整体利益，那么大学管理的任何变化都只是“养鸡场”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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