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被劝退，原因是学分不够。尽管学生本人非常渴望继续读书，全班同学也联名上呈校长请求法外开恩，但校方还是婉拒了大家的请求，理由是要按规定办事，并且强调这样做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12月4日《北京青年报》）该校副校长还以比尔·盖茨为例，建议这名同学另找其他成才之路，但实际上比尔·盖茨当初是为了创业才主动退学的，这种比拟没有可比性。

　　说起学分问题，在国外的高校包括一些名校中，也有很多学生修不够学分，也有一些学生像那名大三学生那样不能胜任现在的专业，但问题是，除非学生自己不想读书了，学校一般都会想些办法帮助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学生，他们在处理类似事件时都显示了更多的包容色彩，采取了人文关怀的“变通”办法。

　　国外成功的大学的学生是流动的，学分可以转，最多就是个计算方法问题，有的可以全部转，有的是部分转。不仅如此，校方和教师还鼓励学生追逐兴趣而不是追逐“热门”，开明的校规也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转系。换句话说，转系在那里相当容易，而人们也普遍认为这是学生的基本权利，学生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学校无权干涉。

　　对此，李开复曾经感叹，“若不是开明的校规允许我转系，今天我就不会拥有计算机领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国某个小镇上做一个既不成功又不快乐的律师。”

　　一位大学校长说过：“读名校，读的是一种氛围，一种传统，一种精神。”

　　事实上，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主要差距不是在硬件设施上，而是在传统上，在文化上，在大学精神上。

　　这种“精神”既表现在一些政策、校规的制定上，也表现在一些细节上。

　　我的一位考取北大博士的同学讲起他的面试时，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天面试的地点本来定在教研室里，但当导师推开教研室门时，发现里面有一个学生在读书，导师随即就退了出来，对他说：“读书重要，我们换个地方吧。”

　　这是在北大。当我对另一所大学的学生说起此事时，他们直摇头，说道：“这在我们这儿是不可能的，那个学生不被骂出来就不错了。”

　　美国伯克利大学前校长田长聚曾经说过，“未来的大学必须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因为学生在生活中学到的，往往比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多得多。

　　所以，21世纪的大学要改变过去那种重技术、轻人文的倾向。“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

　　许多大学要获得“人格魅力”和感召力，则应当增加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在这个知识迅速更新、信息猛烈膨胀的时代，要想在几年的大学时光里在某一学科脱颖而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学时光，特别是本科时光，最重要的，似乎是形成一种人文精神，逐渐达成人格的成熟，并进而摸索出个人发展的道路。而这些，正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教师应该传授和熏陶给学生们的。

　　许多名校的教授们，每周都要和学生至少见一次面，问问学生这一周都读了些什么书，参加了什么活动，有什么体会，有什么创见，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时是争论一些问题。他们的薪水确实很高，但他们是对得起这份薪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