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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大学之间不可比排行公正难保证
新京报：对目前中国的大学排行状况，两位有何评价？
程方平：中国的大学是分层次的，有研究型、综合型、专科型，还有大专层次和职业技术高校层次。如果要评价大学评价，首先就应对大学分类。美国的高校排行榜，现在也对大学分类，这样比较能给人更真实、具体的导向。
大学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其评价指标也应符合自身定位。现在，学生家长和社会对大学的了解，往往依据传媒提供的信息。这些信息更多偏重于物，比如校舍、仪器设备、学生数量等。这样的评价，不利于社会对大学的科学认识，也不利于学生、家长选择。评价大学尤其需要一些能考察其内涵和精神的指标，而这些方面的评价，由社会上的行业机构来进行，或许更合适。
大学排行可能对学校办出特色、办出质量，是一个刺激，但近些年来，一些商业机构过于追求这方面的眼球经济，使大学排行相当于大学评比。这种评比是收费性质，还是免费性质？如果是免费还可以，否则，就有做广告的嫌疑。
杨玉圣：任何一种评价本身，都不太可能是绝对的，而对于大学的评价，因其评价对象的特殊性，难度就更大。所以，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大学评价和排行，都只具相对性。最好的大学和最差的大学，并不在乎排行。一些临时拼凑的、规模庞大的大学规模再大，恐怕在今天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其排名都不大可能超越北大、清华。
新京报：在不同类型的院校中做排行，是否科学？
杨玉圣：正如海兵谈到的，大学评价的前提是公正性；而公正性的前提，是大学之间的可比性。北大、复旦、南开、南大，都是以文理学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可以比较排行。但这些综合性大学，不能与近年来通过合并而组建的“巨无霸”式的大学，放在同一类排行，因为后者通过合校，学科布局、学校规模等已没有可比性了。
同样的道理，这些综合性大学也难以与单科类或专业类大学笼统排行。如果非要排，也只能分类评价。否则，所谓的大学排行只能是一锅粥状态，就像把足球、排球、拳击、乒乓球、跳水、体操、田径，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按统一标准比赛。
新京报：针对不同类型大学排行，似乎更能反映实际。
杨玉圣：针对不同大学，分门别类加以评估，要比一刀切好，但也有问题，主要是有些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几乎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这又如何排行？相比较而言，如果按相对统一的标准，对相关专业按照学科分类排比，也许不无可行性。
顾海兵：实际上，即使就学科排行，其难度也不一定低于学校排行。学科之间有交叉，学科有一级、二级、三级之分，比如经济学有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经济法学、物理经济学等，这些子学科之间很难比。因此，可以说任何大学排行，都存在重度的、甚至是致命缺陷。
即使发达国家作出的大学排行，在我们看来质量相当高，但仍然受到相当的、甚至是严厉的质疑。在2004年8月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排行是不科学的，世界上伟大的大学是不可以排行的；不同的大学之间有很大区别，是不可比的。
第4部分 理想的大学精神比任何排行都重要
新京报：建立科学的大学评价机制，该如何与大学的社会定位协调？
杨玉圣：大学承担着文化传承、知识创新、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多重职能。
大学评价体系应与这些目标吻合。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数量可以是参照，但未必多多愈善。既然是中国的大学，就应服务于国计民生。事在人为，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我们尚能创造出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奇迹，更何况今天？
程方平：大学评价机制要以大学的功能为前提，这样得出的评价结果才有说服力。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基本功能，现在又增加了社会服务和创造新行业的功能。这些功能是评价大学很重要的方面。杨振宁、李政道是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环境中成长的，但却获得了诺贝尔奖；现在，我们的客观条件比当时好多了，理应取得更大成就。
新京报：政府在大学排名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顾海兵：现有的中国大学排行，对大学有不小的伤害，对其实施终止是政府的责任。
比如，制定必要的大学评估行政法规；要求大学排行机构、大学排行者所委托的调查机构、被排行的大学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平等关系，可以借鉴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提出的“政府监督、中介操作、学校配合”的大学排行模式；禁止大学排行机构采用的自我拔高式宣传；支持全国性高等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研究甚至操作大学排行。
杨玉圣：教育部推行的“985计划”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入选大学，是中国目前最重要的大学评价与大学排行。这是一份来自政府的大学排行，除了名份，还有倾斜性的财政投入这一巨大实惠。
新京报：中国的大学要走向世界，赢得尊重，还有做哪些更艰巨的工作？
程方平：大学应该崇尚科学、尊重学术争鸣。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这种精神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一致。今天，回头来看这段历史，它还是令人神往的理想。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形成大学的理想精神。这比任何排行都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