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社会，农民工总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作为家庭支柱，其背后至少支撑着5亿人以上。随着中国小农经济的逐渐过时和村社的逐渐衰落，这个群体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然而，这个庞大的群体，在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和民主政治权利上却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他们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社会的主流群体。而在农民工困境的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除了高考，占青年人口80%以上的农村青年还有什么出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指出，从1949年到2001年，父亲的干部身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

    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表明，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就业，在县一级最明显，在大城市有限；学历层次越高，家庭作用越小。

    由是观之，当代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身份等级化相当严重的社会。农村青年进入城市从事主流职业，必须首先完成农民身份的改变。而目前基本上只有高考一条路。高考事实上已成为农村青年的“当代科举”，但这条路并不畅通。一是目前的招生计划大多偏向于城市密集型地区；二是高昂的学费使许多农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子女望而却步。

    社会机会均等的一般含义，一是指不论身份、地位、贫富、地域的起点公平，二是各种社会阶层在国家主流社会中所占席位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比例大致相同。对于农村青年显然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而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是一个多孔性的、有多种畅通无阻的渠道和方式实现公民身份的自由、公平转换的社会。在农民问题上，这个问题已变得非常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