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政协委员和公众的一阵炮轰之后，择校费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带有亮色的回应。但这个回应让人虽怀有希望又有点迟疑，虽说目标在前又有些模糊，像“雾里看花”。

　　我们相信，教育厅长的这个表态只是问题解决的初步，紧接着应该会有相应的部署和措施跟进。那么，我们的期待就是：从表态进入到行动，拿出具体的方案来，明确“条件”的涵义，到什么时间完成哪一步，谁来评价“条件已经成熟”。否则，这个表态就更像一个漂亮的“危机公关”。

　　其实，要做到这一步并不困难，许多研究机构经常告诉公众，到了某某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某某年达到什么发达程度的发展水平，某某年我们的人均GDP有多少等等。那么，对择校费问题进行评估和预测，应该难不倒我们的有关部门及其研究机构，关键在于为与不为。

　　从修辞学角度看，“条件说”很就手，进可攻退可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条件说”充满辩证法，理解起来需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因此，“条件尚未成熟”或“待条件成熟时”之类的话语经常为一些人所熟练地运用。有时候分明是一种托词，当然，有时候也是实事求是的。在择校费的语境中，该做何解读，那得问问公众，也要看教育主管部门的努力了。

　　是的，择校问题错综复杂，利益的左右使政策在执行中变形走样，那些在择校费中获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缺乏动力去推动取消，反而成为反对势力，现实的学校差距也是取消难的客观因素。从这一点看，“条件说”可以成立。

　　但，对于这一点，公众洞若观火，地球人都知道。公众需要的是，负有让公民享有平等教育机会之责的政府拿出更大的责任来，而不仅仅是对客观困难的强调及由此得出的推论。有句口号大家都耳熟能详：“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气魄，应该用到择校费问题上来。“有条件要取消，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取消！”这才是政府应有的积极态度。

　　公众不需要不着边际的政治承诺，但公众希望，由《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赋予的教育公平应该得到更好地实现。这张权利的支票当然不是通过特权和金钱来兑现。

　　是的，择校问题是个综合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在教育中的反映，不是教育部门单方面可以解决的。但作为主管的行政部门，解决择校费显然是责无旁贷的，应该更主动一些。（广东媒体工作者 韩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