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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知识分子 带着一点“羞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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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2007-1-23 8:4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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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带着一点“羞耻心”去办教育
燕赵都市报 邓清波 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0万人；2006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4倍和6倍。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新安晚报》1月20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究竟如何，更要看群众怎么说。作为一名“群众”，笔者认为：比招生规模没有意义，因为中国人口原本多；比科研经费也要实事求是，因为近20年中国大学学费的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如果是比SCI、EI、ISTP收录引用率、诺贝尔奖得主、重大发明、重大科学突破等等，则“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这句话也还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有高楼大厦之谓也。”大学也并非单纯的规模大、学生数量多、学费收入高之谓也。事实上，对于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巨大成绩不容抹杀，但还远远不到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的时候，相反，我们倒应该“带着一点羞耻心去办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例如：
过于高昂的学费令人羞耻。中国社科院2005年《教育蓝皮书》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中国居民总消费中排在第一位。“十五”期间，我国政府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4%)，形成了严重的教育缺欠。如前所述，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教育经费的狂涨让城乡居民颇感压力，更让低收入人群不堪重负，教育作为社会调解器的作用被严重削弱，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出现苗头。对此，教育部门官员还能以所谓“中国高等教育在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为荣吗？难道不应该感到一点“羞耻”吗？
重大科研成就的匮乏令人羞耻。例如，有人统计，在2000到2002这三年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所全国最强的学校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总共发表了27篇论文，仅及哈佛大学的6%，剑桥大学的15%，东京大学的20%。考虑到这六所大学的规模(师生人数)都至少在哈佛大学的两倍以上，因此可以说，一所哈佛大学的科学产出相当于大约200所中国一流大学。这就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当前，中国科技发展实力仍然不强，创新能力低下，许多重要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作为科研基础工作的高等教育，难道不应该承担一点责任，感到一点“羞耻”吗？
学术风气的不纯令人羞耻。高校学术腐败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贬损了学术的崇高形象，阻碍学术的健康发展以及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有人认为，高校学术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他人代笔、买卖书号、徇私关照、项目垄断、虚假鉴定、内定奖项、近亲繁殖等八个方面，可见毛病还不少。“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可是，当大学里学术腐败如此猖獗，“社会的良心”已被玷污，这岂止是令人“羞耻”，更应该令人感到可怕！
此外还有“官本位”盛行、毕业生就业难、扩招后导致教学质量严重下滑等等，这些问题都足以令人“羞耻”，而不是自我夸耀“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诚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抹杀，但是，古人说：“知耻而后勇。”所以，带着一点羞耻心去办教育，正视当前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客观存在的各种问题，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以“科教兴国”为己任，奋起直追，努力缩小中国高等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的真正差距，才是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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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已非精神先驱
《南风窗》记者杨军 改革的游戏规则从19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而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是1980年代的启蒙者，转而成为既得利益者。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层面的缺席，意味着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想追求，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和诱惑面前，放弃了普遍价值和道德使命。
虽然被执政党纳入统一战线预示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但与过去100多年那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精神先驱的角色相比，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今天，包括新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正遭遇着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知识就是力量！
当培根400年前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时，一个时代就此开始，马克思因此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人本年代里，知识并没有明智而及时地为自己的力量设限，“实验科学”的范围被扩大到社会领域，问题的产生促使人们反思。
2007年，回首中国过去的岁月，有力量的知识人参与民族复兴、追求个人价值与幸福的轨迹可载史册、可当歌哭。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选择刊登在“面向知识分子的一张重要报纸”《光明日报》上，春波乍涌，恍若轮回；其实，“实践检验真理”，依旧是培根400年前的发言。
在改革与开放的共识下，社会不断进步，知识越来越被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力量被吸纳到国家的管理和决策中。2006年岁末，在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首次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新阶层纳入了党的统一战线。
这一政策的现实背景是，目前我国第六代财富创造者正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阶层，而在利益形成与分化的过渡期里，值得追问的是，知识要成为什么样的力量？以及，知识如何成为力量？怎么走是知识，向哪走也是知识；只有在自由与民主的现代文明平台上，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重新赢得它的尊严，无论在有社会责任感、追求独立性的知识人心中，还是在“十分瞧不起知识分子”的知识人眼中。
无论如何，在法制保障下建设制度性的架构，使得具有知识含量与正义诉求的批评和建言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资源之一；相信大多数的人们都乐观其成。
重建知识分子精神
2006年岁末，在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首次将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新阶层纳入了党的统一战线。
这一政策的现实背景是，目前我国第六代财富创造者正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阶层，而随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达与普及，这类新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拥有高学历、渴望并努力创造着财富，进而也逐渐开始主张自己的政治诉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被执政党纳入统一战线预示着新知识阶层的崛起，但与过去100多年那些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责无旁贷地扮演着精神先驱的角色相比，在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的今天，包括新知识阶层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却正遭遇着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
当知识分子一词不再具有道德价值，新知识阶层仅成为一个基于财富的政治性描述时，很自然地，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成了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
知识分子的政治本能
在200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所作出的阐释中，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要求，格外引人注目，“党外代表人士”显然包括了被纳入执政党统一战线的新知识阶层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群体。
自古以来，相较其它阶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与政治有着天然而本能的联系，权力精英们亦总是希望知识分子为己所用。然而矛盾的是，热衷于参政议政的知识分子们常常又被看作是最具危险性的社会群体。
1949年之后，大批处于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被纳入体制，真正参与政治之中。“时间开始了！”胡风喊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回望50年前，1957年的那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全国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中，“脱裤子”、“割尾巴”，反右“严重扩大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群体刚刚觉醒的议政热情和价值自信几乎被击得粉碎。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6000万文化人噤若寒蝉，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不复有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权力的光谱上亦迅速走向边缘化。
紧随其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社会灾难进一步使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初所形成的文化和社会职能丧失殆尽，大批知识分子被流放于文化和政治领域之外,如何面对强势权力，再次成为知识分子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新的转机，沉默20余年的知识分子开始苏醒，在政治运动中被压抑的政治情结再次冒头。事实上，1980年代几乎是在知识分子的众声喧哗中度过的，这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则再次担当了启蒙者和批判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随着执政党内知识分子党员比例的提高，与毛泽东时代的领袖决策方式不同，以体制内知识分子为主的咨询群体和思想库开始影响国家重大决策。
知识分子的经济理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知识分子遭遇了继1980年代末风波后的又一次冲击。市场经济本是19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呼唤的理想之一，但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启蒙者自身却成为了可怜的祭品。
1990年代的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社会巨变，使得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尊严受到世俗化的严峻挑战。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现实中这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属于先天不足。正如李敖所说，“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没有恒产而缺少金钱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着在“皮”上的“毛”，自由、力量和尊严飘摇不定。他们惊讶地发现金钱的压力更直接、更具体，或投身商海，或忙于通过知识换取财富，知识分子们开始精心处理自己“沉重的肉身”。
伴随经济理性的觉醒，知识分子们在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沉默似乎便成为了必然。1990年代中期，随着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分化，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拥有话语权和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迅速依附式崛起，继经济精英之后，成为我国的又一精英集团——知识精英。原本被期待成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知识分子成为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却被边缘化。“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中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百姓应该为改革付出必要的代价”等等论调甚嚣尘上。虽然不乏合理的论断，更多的却脱不开基于各自集团的利益表述的嫌疑。
到199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中国的政治形态发生转变，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集团似乎开始形成某种程度的合谋。
改革是对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目前的状况是精英利益集团逐渐介入、控制甚至主导了改革的方向和方案，他们人数很少，却已然控制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精英与一般的民众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愈来愈大，改革的游戏规则从1980年代的多边双赢逐渐蜕变为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而知识分子群体不再是1980年代的启蒙者，转而成为既得利益者。
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层面的缺席，意味着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思想追求，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力和诱惑面前，放弃了普遍价值和道德使命。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深埋心底的情结。当知识分子“沉重的肉身”得到满足，融在血液里的政治情结是否必将抬头？这需要勇气、良知和制度的保障和促成。
道德重建与制度保障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曾经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如果中国的知识界集体放弃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的改革将去向哪里？
经过上世纪沉默的90年代和21世纪更加沉默的开头几年，已步入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不再有市场经济初期被边缘化的惶惑。随着改革的推进，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知识分子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后，也取得了对改革路径的话语权。种种迹象表明，当改革步入艰难时刻，一场思想和文化的崛起正在孕育，而这，正需要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
在现代社会，专家“掌权”管理社会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国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意见。经济学家、法学家等各领域的知识精英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很多政府决策的背后，都有专家智囊团的专业知识在支撑。对历尽沧桑的知识分子来说，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正处于一种危机与重建之间的状态。但如何面对权力，又如何面对资本，知识分子在政治本能和经济理性中间如何获得平衡，仍旧考验着知识分子的良心。
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执已经进行了10年之久，中国最优秀的一些知识分子身卷其中，“左”和“右”迄今纠缠不清。事实上，改革的路径与转型的模式远非向左或向右那般简单，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扭曲和缺失，才是最为紧迫的命题。
社会的变革往往由知识分子发起，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的中坚与脊梁。在今天，当新知识阶层的普遍崛起成为必然，谈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便不仅仅指向特定的知识群体，实际上，它指向的是我们国民精神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建。
是否能在体制上对权力的滥用与资本的横行进行规约？如果这一切都不可能，期待知识分子自我的道德自律，只能是赫尔岑讥讽的那样“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正如鲁迅所言，天才的诞生需要有产生天才的土壤。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建，需要适宜的制度土壤。
故而，在2007年伊始，重温半个世纪之前，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无意义：
“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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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费源于学生分担“奢华”的教育成本
[红网 吴睿鸫]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8523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6.1％的人认为大学学费“太高了”。而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抱怨的人也越来越多，业已成为最能触动公众敏感神经的问题之一。（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离谱的大学高学费早已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而此次中青报与腾讯网的联合调查显示，有86.1％的人认为大学学费“太高了”，这无疑将会再次受到公众与舆论的强烈抨击和质疑。
面对日渐高涨的大学学费，让国内老百姓不堪重负的现状，或许有人会找出各种理由和原因：国家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不够；大学的乱收费所致……然而，这些都是浅层次因素，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笔者以为，学生分担了不合理的教育成本，才是令高校学费“太高”的主要诱因。
在笔者看来，高校学生分担不合理教育成本主要分两大块。一方面是大学基础设施的严重“超重”。近些年来，随着大学扩招，基础设施产生“大跃进”式发展，而在建设过程中，一些高校主管领导追求“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以至于有的圈地建大学城，有的建高尔夫球练习场，有的花费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建豪华校门，有的在风景名胜区建设豪华宾馆，大学之间普遍存在攀比倾向。由此，很多高校为筹措巨资而向银行纷纷借贷，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公办高校贷款数额已达1500亿——2000亿元。
而在国外，包括举世闻名的英国剑桥、美国哈佛等高校，大都在基础设施上以节俭为荣。比如说，马萨诸塞大厅建于１７２０年，是哈佛大学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独立战争时期曾被用做大陆军的避难场所。虽然已有近３００年的历史，但在哈佛人的精心修缮下仍充满着勃勃生机。现在，大厅的一、二层是哈佛大学校长、副校长及其他行政人员的办公场所，上面是大一新生宿舍。每年６月，在大厅前面的广场上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新老毕业生欢聚一堂，热闹非凡。
另一方面，学生还要为“臃肿”高校行政机构埋单。一般而言，高等教育成本是由教职工工资、离休退休人员费用、奖贷助学金以及公务业务费、设备购置费等组成。然而，现实中高校的教育成本远不是这些，行政管理机构日益扩大，无疑加大了教育成本上升。就目前大学行政管理机制来看，除普通教学科研人员之外，还聘用了大量专门的行政、后勤等人员，再加上不少高校官员竞相购买豪华轿车，进行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学校的招待费、庆典费、应酬费居高不下，个别高校甚至连“洗脚费”都在成本中列支。昔日这笔庞大的行政开支由国家财政负担，可如今，这笔庞大的行政支出，大都由学生来分担。
因此，要想使大学学费真正降下来，除增加国家公共财政收入和根除学校乱收费外，更为重要的是剔除高校“奢华”的教育成本，首先是制订相关问责制度，尽快遏制住高校基础设施高速膨胀势头，给大学硬件设施“减肥”；其次是，精减高校行政机构，切实减少富裕冗员；此外，还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和严密的高校资金管理制度，引入行政部门和第三方（广大学生家长和专职社会中介机构）的日常监督。唯此，学生才能分担合理的教育成本，公众自然也不会对大学学费有过多的质疑和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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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核算高等教育成本体现教育公平
[红网 李记]近年来，大学的高学费一直为人们所诟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近日联合开展的一项有18523人参与的调查显示，86.1％的人认为大学学费“太高了”。而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抱怨的人也越来越多，业已成为最能触动公众敏感神经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学费怎么收，收完之后怎么花，大学教育成本几何，在公众眼里却似乎总是一笔糊涂账。教育部重新核定大学教育成本的计划甫一公布，便引起人们广泛热议，叫好者有之，质疑声也一直未断。（见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一直以来，公众对高等教育收费的诟病和质疑，似乎总是一边倒地“弥漫”了骂声。比如去年12月份，一位教育部官员“大学学费六年没涨”的言论甫一出，也毫无例外、不能幸免地遭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谩骂和非议。“近20年我国大学学费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此类数据一再表明：高等教育的成本，已经超越了普通公众的接受能力；而核算高等教育成本应该秉承理性，以体现和保证社会公平之基础的教育公平。
“教育经费的狂涨让城乡居民颇感压力，更让低收入人群不堪重负，教育作为社会调解器的作用被严重削弱”，这样的说法绝对不是骇人听闻和空穴来风。在笔者看来，理性核算高等教育成本，应该考虑到全体民众的接受能力。一个无需辩驳的事实就是，在高等教育成本高出相当部分普通公众接受能力的时候，对普通公众而言，所谓的教育公平注定成为空谈。换言之，当权利介入和利益渗透等因素在日益透明的教育公平层面愈来愈走向微弱和狭隘的时候，公共层面的高等教育收费导致的进入门槛，在财富阶层分差的前提下，已经成为影响、甚至是决定教育公平的关键性因素。
高等教育尽管是义务外教育，但不能因为它是义务外教育，就把高等教育当作一种自主运营的产业，不闻不问、任其发展。在笔者看来，高等教育在理性核算成本的时候，不应该仅仅把目光局限、停留在简单的教育成本层面。
一方面，理性的成本核算，应该有一个透明而明了的统一的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便有《高等学校生均成本核定办法》做前提、规定性保证，但它不一定就能完全保证核算的公正、合理。比如对“行政花销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该不该纳入成本”的疑问；比如对“‘洗脚费’要不要算在教育成本里？”黑色幽默式的问责，就是简单而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仔细做好必要的核查与监督，确保核算不是怎么算也算不清楚的“狗头糊涂帐”。
另一方面，理性的成本核算，应该考虑到全体公众的普通接受能力。也就是说，理性的成本核算的基本、首要的前提，应该考虑到普通公众普遍的接受能力：如何选取一个既能够让普通公众能够支付、又能让他们不至于穷其一家的半生甚至是一生来偿还的合理的平衡点。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加大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成本的投入，应该勇于担负起民众预先和超支支付的那部分教育成本。惟有如此，理性高等教育成本核算才能够正常进行，教育公平才能真正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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