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关于超期未毕业博士研究生的处理决定》，终结了28名南开大学博士生的学生生涯。他们因未达到毕业要求而只能拿到结业证书。这些学生都是在1997年前入学的，学习时间已经超过9年，其中既有全日制博士生，也有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尤以后者居多。

　　这份决定终结了南开大学博士教育零淘汰的历史。南开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佟家栋教授表示，此举是为了保证博士培养质量，为国家输送合格人才。

　　南开大学28名博士生因为逾期无法完成毕业论文，被学校以一纸文件结束了学生生涯，这一事件据说“终结了南开大学博士教育零淘汰的历史”。既然是“终结”了某种“历史”，无疑意味着南开的这一行为具备正面意义，那就是把不合格的博士生从教育体系中淘汰出去，从而为国家输送合格人才。但是，仔细琢磨这一新闻事件的背景，也不难读出一些别的东西来。

　　一次性淘汰28名博士生，不能说南开大学不具备惊人的魄力，但是，一旦了解到南开大学已经“积压”了469名博士生这个事实，我们就会发现，淘汰部分延期博士生的举措实属“不得不为”。根据南开方面的披露，28名被淘汰的博士生中，多数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不难想象，这些人要么学问的底子原本就不厚实，要么是事务缠身、无暇向学，以至于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都无法交出合格的论文。倘若没有一项合理的制度把他们淘汰掉，而是年复一年地由国家为他们投入大量的教育成本，或者由学校放松尺码，给他们戴上博士帽，那不就成了真正的教育腐败吗？如此看来，我们的大学一直以来“坚守”博士教育零淘汰记录，多少有些浪费公帑、输送“水货”人才和贩卖文凭的嫌疑。更糟糕的是，这个记录保持了如此之久，不能不引人反思。

　　南开此次对延期博士生下重手，实际上掀开了一个盖子，让整个社会都看到了在职博士教育的弊端，看到了高校所承受的制度困境。在职博士教育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职博士生的录取过程很难做到透明和公正，也无法坚持学术原则，不少地方官员和商界成功人士以权力或资本做砝码，不合理地获得了接受博士教育的机会，却没有成为国家急需的高水平人才，国家为此投入的大量资金，实际上用于为少数人“镀金”。另一个问题是，在职博士教育实行“宽进宽出”原则，不仅很容易引发教育腐败，而且严重削弱了博士学位的严肃性，最终导致了学位和学术的贬值。

　　在职博士教育这一制度的产生也许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博士教育的泡沫化迹象日趋明显，在职博士教育对教育资源的挤占和腐蚀已经成为不得不切除的病灶。从三年前开始，少数高校开始从局部反省在职博士教育的弊端，北京大学的两所学院率先做出决定，停止招收在职博士生，其后，中国人民大学决定自2005年开始，整体停招不脱产或半脱产的在职博士生。这些做法的目的，不仅是调整高校教育资源的投入方向，同时也是维护高校学术的严肃性。但不能不指出的是，部分高校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约束，并不能改变在职博士教育泛滥的总体现状，我们需要的乃是对在职博士教育的制度性反思，需要全盘改革而不是小打小闹。

　　今年4月，教育部曾经提出，为了适应国家科技创新的要求，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将进行改革，但是研读相关的新闻资料，并没有看到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更没有涉及在职博士教育的改革方案，这多少让人感到几分失望。希望南开大学的“终结”之举，能够给研究生教育改革带来一些必要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