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是社会的包袱还是责任？对于城市来说，这是个科学发展观问题。

　　“是妈妈把首都的马路越扫越宽／是爸爸建起了北京的高楼大厦／让我们仿佛感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在歌声中，新一代农民工子女表达了对“新家”的期盼，他们向往公平的教育和生活环境。

　　■哪些“借口”阻挡农民工子女上学？

　　记者调查发现，输入地政府在落实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上，还有种种借口，其中突出的有三种：

　　其一，城市“免责”说。

　　这一看法在过去十分流行，现在仍大有市场。国务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了“输入地政府为主”的原则，但一些城市干部至今不愿接受。北京一个区的干部对记者说：“农民来京打工的目的是挣钱，子女教育就应放在老家！”

　　其二，民办学校“误人子弟说”。

　　与公办学校相比，民办学校大多设施简陋，师资力量弱。一些管理者认为，农民工子女学校安全隐患多，教育质量差，误人子弟，应当取缔。他们指责自办学校越来越多，主要目的是赚钱，违背国家对义务教育的要求。

　　其三，“进城失控说”。

　　一些输入地政府认为，如果城市解决好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会引发新一轮大规模的“进城潮”，出现失控的城市化局面。

　　对上述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认为，一些城市管理者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有意见、有担心，不难理解。这反映了城乡二元体制背后的深刻矛盾。但以统筹城乡社会和谐进步的科学发展观来看，是非就分明了。

　　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北京上学？在京务工的一位河南农民工说：“开始把孩子放在亲戚家，春节回家发现孩子眼神都呆了，原来孩子寄住别人家里饿了不敢要吃的，桌上有肉不敢夹，每顿饭拨一点菜就蹲一边去，很压抑。返城时，孩子哭着要和爸妈一起走，感觉太亏欠孩子感情了。来京后孩子一直失学，最近才进了民办的行知学校。”

　　针对一些城市管理者的担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吕绍清说，最近两年我们对600多个农民工家庭的实证研究表明，所谓失控的“进城潮”不会出现。因为外出打工者多是低收入户。城市的生存和教育等社会成本是个无形的门槛，能够留下的农民工家庭只能是“有限增长”。

　　■城市公办学校实际承担了多少“义务”？

　　国务院出台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化了两年前提出的“两为主”政策，即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由输入地政府安置为主和公办学校接纳为主。但记者发现，这一目标的落实充满矛盾。

　　大兴是北京安置农民工子女入学较好的一个区。区教委社教科科长张香坦介绍，大兴区有公办学校170多所，它们接收农民工子女1．47万人，目前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而同期区内自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却安置了2．5万人上学。很显然，这里仍是以“自办学校安置为主”。据介绍，在京约40万流动儿童中，公办学校接收近一半，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另外约20万人进入自办农民工子女学校，且数量仍在增长。

　　目前，是什么样的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呢？据一些农民工及自办学校负责人反映，一类是京城内基础薄弱的学校，二是城郊的乡镇学校。

　　一个新的问题是，在农民进城务工的“证卡制度”被废除后，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的“证卡制度”又出现了。

　　记者查阅北京市政府2004年50号文件及各级教育部门规定，发现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必须提供“五证”：原籍地无监护人证明、城市务工证、城市暂住证、户口本证明、实际居住所证明。五证俱全，家长才可申请“借读农民工子女证明”，才能按国家政策免除借读费等。

　　“老实说，能办齐‘五证’的农民工子女极少。”一位区干部承认，全区能凭“五证”免借读费的不到5％。原因很简单：一个务工证，京城几百万农民工有多少人能拿到？即便办齐“五证”，公办学校也常以“名额已满”为由变相索要“赞助费”！

　　一些专家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如身份证明、居住证明等，但门槛过高，就变成了障碍。像务工证、监护证明等，政府部门不给开，农民工就永远没有，这类规定执行偏了，就违背国家政策成为变相乱收费。

　　■是“财政经费问题”还是“制度设计问题”？

　　国务院出台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输入地政府要“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记者调查发现，现有的政府支持明显带有“修补”色彩，离政策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河南信阳市委书记刘怀廉算了一笔账：以全国城市义务教育流动学龄儿童800万人、入学率90％、每人每年220元匡算，要解决流动儿童上学的“两免一补”问题，全国每年需15．8亿元，无论是中央政府和输入地政府承担，都只是小数目。问题是输入地政府还没有将观念转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科学发展观上来。

　　北京行知实验小学校长易本耀说，关于“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中西部早落实了，明年将在全国普及，在自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怎么办？至今无说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一语破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分明是制度安排问题，财政经费问题只是个借口。

　　谈到如何落实国务院最新的政策意见，北京石景山黄庄学校校长陈恩显坦言，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各级政府要把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当成一种责任。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并不难解决，政府扶持一把就行。“比如我们学校有2700多个孩子，占地20亩，比农村小学好多了，但是政府不给发办学许可证，说是房子没有房产证。其实给我们一个临时建筑的手续，给我们一个合法办学的环境，有什么不好呢？”

　　“不可讳言，不少农民工子女学校条件差、师资弱，还不是合格的义务教育资源，但当城市公办中小学饱和的情况下，又能如何？”一些专家也表现出无奈。

　　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认为，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从长远看有两条途径：一是多建公立学校，二是扶持足够的自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发展成为规范化学校，进而按公立学校进行管理。从现实看，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应做的不是简单地打压和取缔农民工子女学校，而是加大扶持和规范力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