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硕博连读生王垠，因难以忍受学校的论文要求制度，准备放弃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业，出国找个好老师而进行真正的研究。《新京报》9月27日为此发表社论《王垠为什么想做清华园的匆匆过客》。

　　王垠强烈不满的，是博士论文化。时下被论文化的远非博士，硕士是更大的群体，比他们总和还大得多的是教师、科研人员群体。

　　按说，这些靠学术水平吃饭、被视为专门人才者，被要求写专业论文并不过分，但问题在于，时下人才培养、评价、使用及相关利益分配和高校质量评估中，论文正远离学术价值内核，异化为数量且以发表论，这把人才的论文数标尺，还进一步异化为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手段。

　　甄别你是不是人才、是什么层次人才，不看你的学术能力只看在书刊上你的姓名出现的频率。这么一异化，事情简单了，论文拼拼凑凑即成，版面费一交就发。于是，人才的论文数标尺催生的论文量、乃至专著量的突飞猛进，将学术的垃圾桶撑得越来越大，并且被集体无视。

　　集体无视也必然。面对强制性行政考核，在学术垃圾量真决定硕士、博士毕不毕业，各级教师、科研人员乃至行政官员合不合格、上岗或下岗、三六九等的定位等时，炮制学术垃圾就是最理性的选择。例外会如何？看看上海交大已故的晏才宏老师的命运吧，讲课一流、深受学生欢迎，但因未达发表论文、晋升副教授的标准，57岁病逝时尚为讲师。

　　拒绝炮制学术垃圾，值得尊敬的晏才宏是特例，果敢地与清华园决绝的王垠也必为特例。如果王垠拟出走清华有警示意义，那么它首先昭示的，就是对导出学术垃圾泛滥的制度该“奋起千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