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科生与研究生区别不大，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区别不大。

　　诟病一：研究生招生体制陈丹青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后游学美国。2000年，他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特聘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然而今年3月，陈丹青以连续4年招不到一名硕士生为由，对现行的高校研究生招生体制发出质疑，“愤而辞职”。他说：“在清华任教的5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同时，画画的业务也荒废了。其实，我只是希望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当政治、外语考试分数成了不可逾越的“三八线”，“当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当行政掌管学术，陈丹青的出走也成了必然。陈丹青无奈地承认：“这就是体制的厉害，我不想再玩下去了。”事实上，因为手上还有研究生的缘故，他最后又不得不和清华续签了两年的合同。

　　有观点说，从某个意义上讲，“陈丹青出走清华”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结局。

　　不少媒体认为，陈丹青的出走是他自身意义上的“败退”，有人说，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难以触及的问题———教育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这个因素是顽固的僵化的，陈丹青无力扭转，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改变不了。他不是“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当他撞向这个体制时，已经注定了他要受到伤害，如果他要使自己不无谓“牺牲”，他只能选择“败退”。还有人说，陈丹青的“败退”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孤军作战”，力单势薄，没有人站出来声援他、响应他、支持他。大家都是“围城”内的，断然是要明哲保身。

　　无独有偶,质疑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今年6月，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一怒在学术批评网发布了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声明。贺卫方在声明中写道：“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考两张综合卷涵盖多达十门课程，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查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尤其是法律史和法理学专业，这样的考法足以让那些爱好理论和历史、并且对此已经有大量阅读(因而很可能‘偏科’)的考生被卡在门外。”因此，贺教授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贺教授称自己有权力不招生，直到考试制度恢复到重视选拔培养学术人才时再恢复招生。

　　上述两个事件,体现了我国研究生招生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我们的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制度缺乏灵活性，存在不少弊端，在形式的公平背后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它首先表现在高校招生制度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人才选拔的差别，本科生与研究生区别不大，博士生和硕士生也区别不大，基本上(除了比例不大的委培、定向与论文博士等)都采取统一考试并依据考分高低进行录取的原则。虽然研究生招生可能相对灵活一些，但是这个灵活性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单一化的人才选择标准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层次人才的差别。一般而言，越是高层次的人才就越不能通过机械的统一考试方式，进行评估与选择，更不宜机械地依据分数高低进行录取。越是高深的知识就越具有专业特殊性，很难通过普遍的量化标准衡量。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导师通过非机械考试的方式，获得对学生的个别了解。

　　诟病二：现行教师考核体制晏才宏，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3月12日死于肺癌。他去世三天内，上海交大校园BBS上，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

　　这位老师的死引发了争议，他终年57岁，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但由于没有论文，去世时还仅仅是个讲师。

　　2004年10月15日，晏才宏已得知自己身患肺癌晚期，仍平静地给前去看望他的学生讲解难题。他上课已达到了这种境界：一杯茶、一支粉笔随身，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知识早已烂熟于胸，例题信手拈来，讲课条理清晰、自成体系，加上一手俊秀的板书，洪亮的嗓音，他的电路课被誉为“魔电”，几乎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这样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为什么至死连个副教授也评不上？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论文。根据高校现行考核体制，教师评职称主要看科研论文的数量，而晏才宏几乎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学术文章。

　　晏才宏生前曾说发表学术论文要十分慎重，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他不忍为。一直以来被视作高等教育改革关键之一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体系改革，这时是否该冷静下来反思一番了:我们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教师？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教学、科研都是高校的功能，其中教学理应是第一位的。而现在很多大学片面重视科研，以论文数量作为教师评职称的主要指标，导致教师不安心教学，上讲台的名教授更成了“稀有物种”。“不给学生上课，怎么能叫‘教授’呢？少出几项科研成果，受影响的是学校本身；而误人子弟，受害的却是全社会。”唐安国说，“当然，不能否认那些潜心科研的教师是人才，但对科研的鼓励不能变成对热心教学者的惩罚。”

　　他认为，现行大学教师考评体系的弊端主要是“一刀切”。为了全面实现大学的功能，鼓励教师上讲台，考评体系应当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可以制订教学、科研两类考评指标，由教师自愿选择。选择以科研为主的老师，课可以少上一点；而选择以教学为主的老师，论文就不用写太多。

　　诟病三：高等教育的培养机制9月22日，清华博士生王垠在水木社区BLOG上发表了《清华梦的粉碎———写给清华大学的退学申请》,明确要求退学,不认同学校培养模式，称导师招生为财源。

　　在退学申请中，王垠披露，“清华博士生必须发4篇paper才能毕业，其中必须有一篇是SCI索引，或者两篇EI索引。他并非不能写paper，他也有SCI文章，但他认为那些发表的文章并非是自己感兴趣的，也没多少价值，甚至是垃圾。

　　王垠说：“即使导师知道你的论文没什么价值，也会叫你发表。我发现paper数量的背后，是某些人的如意算盘。想一想是怎么回事吧。国家看什么来拨款研究？看paper。看什么来评价一个学校的水平？也是paper。国家没有能力评价你的能力，当然只有看你有多少paper。所以有了paper就有了钱。”他认为，现在的博士培养是为了论文，而不是真正地做科学研究，自己的创造力正在逐渐消失。

　　要求博士生发表文章本身并没有错，这是对研究期间一个成果的总结，国外博士也是要做研究论文的，只是论文质量控制比国内更严格。问题是目前国内缺乏一个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SCI（科学引文索引）的衡量标准早就被人诟病了。

　　7月25日晚8时许，北京大学一名男生从宿舍阳台坠楼，后经抢救无效身亡。据媒体报道，该男生属自杀，之前曾患有抑郁症。这是3个月内第3名坠楼身亡的北大学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已经有15名大学生自杀身亡。

　　为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现在大部分的高校都开设了心理健康课，有的作为必修，有的作为选修，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本“如同虚设”。此课的内容过于理论化，缺乏与实际的联系，因而老师讲起来枯燥，同学听起来无聊。大部分的人都把它当成一门“副科”来看待。想通过此课来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意义不大。事实上，现有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同样存在着尴尬现状。有数据表明，目前北京高校专职心理咨询员不到100人，北京目前共有在校学生100余万人，两者比例不足1∶10000。

　　自古以来都说：教书育人，但现在的大学中，教书很多，育人却不够，特别是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更是空谈理论，不着实际，没有进入到学生的心灵。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革新的速度，大学生要适应社会，适应将来，就必须要求大学教师们认真地分析大学生的心理和社会实际之间的关系，寻找到他们将来融入社会的切入点，这是思想教育的关键。

　　诟病四：大学录取制度每年，总有那么一群人，像候鸟一样，南飞西迁，只为考取一所理想的大学。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高考移民。但2005年，这种现象激起网络的热情关注，社会上的争议再度炽热，缘于一名来自海南、高考成绩达到897分的湖北少年李洋。李洋在海南高考中拔得头筹，但因政策限制，无缘清华梦，却最终得以就读香港高校，并获得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

　　高考移民现象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统一，即使采用相同试卷的各省区，高考录取分数线依然相差悬殊，有的相差100分到200分。今年10月中旬，教育部办公厅和公安部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高考移民”，“高考移民”一经查实，取消其考试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的应取消其学籍。

　　高考既然是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考试，就应该让考生们在全国范围内公平竞争，而不应该变成省、市、区范围内的竞争。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统一，使得考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生在哪个地区以及父母是谁，录取分数线的不公平实际上造成了考生的不平等。如果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能统一，那么高考的公平公正性就必然让人产生怀疑，“高考移民”现象便不可能因为封堵、打击而销声匿迹。有专家说高考移民的增加，凸显的决不仅仅是一种现行体制的弊端，而是对教育平等权的公然践踏。

　　高考报名的年龄限制终于取消，人们正等待着地域限制跟着取消。也许，什么时候高考报名不再需要“资格”了，“高考移民”也就自动消失了，而高考公平才真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