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置换，超额招生，各种“兴趣班”泛滥，来自于某些部门的刁难勒索……由择校引发的种种“教育乱象”，已严重地侵蚀了素质教育实施的内外环境。择校越来越成为素质教育顺利实施必须逾越的一道坎。

　　择校，虽然倍受谴责与关注，但至今仍然是一个棘手难题。 
破解择校的出路在哪？值得我们深思……

　　【来自专家的声音】择校是发展中的“合理”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一军

　　目前，存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择校现象：一种是由于优质教育配置不均衡所引发的，尽管这种择校行为不合理，却是教育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另一种则是在教育发展相对均衡基础上，老百姓自主选择教育的行为，这类择校是教育发展的内在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获得空前发展。地位的提升和品质的优化使得教育开始从专业话题成为大众话题。正是如此，“择校”作为一种普通的教育现象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林林总总的“择校”现象中，有“迷信重点型择校”、“社会流动型择校”、“高考移民型择校”、“个性需求型择校”等不同表现形式。“择校”的多副面孔昭示着背后的复杂动因。仔细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存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择校现象：一种是由于教育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所引发的，尽管这种择校行为不合理，却是教育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另一种则是在教育发展相对均衡基础上，老百姓自主选择教育的行为，这类择校是老百姓行使教育选择权的必然结果，也是教育发展的内在追求。

　　因此，不能对择校现象轻易地做出否定性的价值判断，那种不加分析地认为消除择校现象便能实现所谓教育公平的想法，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现。实际上，尊重人民群众的教育选择权恰恰是最大的教育公平。任何一种教育行为都有历史的必然性、经济的制约性、社会需求的控制性，正是这些无形之手操纵着“择校”行为。

　　第一，“择校”是一种自然的教育现象，因为绝对的教育均衡是不存在的，而择校行为主要是教育发展不均衡的产物。由于城乡二元分割以及区域经济差距的存在，学校教育资源很难做到均衡配置。更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学主体多元化，校际间的竞争加剧。致使学校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校在办学条件合格基础上的差异发展恰恰是教育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学校自我教育品质提升的途径。因此，学校的差异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必然现象，这就决定了择校行为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第二，“择校”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因为人们相同的教育需求是不存在的，而择校行为则是人民群众满足自身受教育需要的主要方式。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实现，教育发展进入后普及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教育发展时期，人们的教育需求不再满足于有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地是寻求受什么样的教育。作为政府应当创造更多的机会，满足老百姓择校的需要。这就对教育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为每一个人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同时，推动教育的多元发展，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择校需要。

　　第三，“择校”是一种自然的经济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新的教育矛盾和问题，而择校行为是调节教育矛盾和解决教育问题的重要手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相应出现。表现在教育上，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无限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从冲突论的观点来看，人们所获得的教育，表征为不同地位群体的文化价值，因此，教育系统就成为地位群体之间竞争的角斗场。在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每一个人需求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合理的择校来调节矛盾，化解问题。

　　但是，任何一种合理的社会行为都现实地存在于具体实践之中。就“择校”行为而言，一些公办名校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不公正地收取择校费，引起老百姓的强烈不满；一些地方把公办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恰当地作为招商引资的工具，作为有权者的既得利益，造成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利益的驱动使“择校”成为教育的一种异化现象，失去了作为教育的本真意义，甚至走向了教育的反面。看来，“择校”本身是合理的，问题在于不能人为地超越现实的发展阶段，更不能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机制。

　　【来自政协委员的声音】优质教育资源有限　诱惑无限　北京市政协委员　王晋堂

　　家长“望子成龙”固然是择校的内因，但是不断扩大的校际差距确实是择校的外因。

　　从“孟母择邻处”到今天择校之风盛，两千多年过去了，每个家长都想为孩子找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成长环境，这就是择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之源泉。为此，家长可以舍近求远，花钱托人找门子，放着省心不省心，“搅得周天寒彻”。于是，招生之前就开始托人，招生之后忙着“二次流动”。什么时候招生算完事了呢？“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之后才算消停——符合条件和够分的固然上了该上的学校，有本事能择校的也把事儿办成了，这才拉倒！

　　似乎都在谴责择校，但择校这事儿却在一片谴责声中“茁壮成长”。先头还堵，堵不胜堵，于是网开一面，设置“三限”。如果说解决“小升初”的高招是“电脑派位”，那么解决“中招”(初中升高中)的法宝就是“三限”啦！“三限”使“中招”的“择校”行为从“地下”、“半地下”到“公开的秘密”到“合法化”。这就是择校“茁壮成长”的历程。看来，这择校的事儿总算找到了一个“出口”，可以成立一个“择校有限责任公司”，似乎天下就太平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家长为孩子择校似乎无可厚非。倘若“高”“低”差别不大，“水流”自缓，倘若拉大差别，“水流”自急。如果公立学校均衡发展，或大体均衡，自然会使愈演愈烈的“择校风”弛缓下来。若要中小学均衡发展，应该有中小学办学的统一标准，使各学校在“硬件”、“软件”上有相同的条件，这应该是也只能是“政府职能”。还是我曾经表达过的一个观点，政府应该向所有纳税的首都公民承诺：首都的所有中小学100%都是合格的达标校，首都所有的中小学生100%都能进入合格的达标校接受基础教育，即所谓两个100%。

　　应该说现在是遏制“择校风”的最好时机，因为中小学生人数呈现大幅度下降，中小学布局正在相应调整。使中小学生都能享受到首先是合格进而是优质教育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满足所有的而不是部分家长的教育需求，应该是我们可以期望的目标。现在不应该是继续拉大学校之间的差距而是缩小它们的时候了！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家长“望子成龙”固然是择校的内因，但不断扩大的学校差距并且用政策来保证这种差距确实是激励内因增长的外部条件。

　　随着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呼声日高，现在是到了对“小升初‘电脑派位’”和“中招择校”进行认真调研，拿出新办法的时候了。

　　【来自校长的声音】不堪重负的“择校黑锅”　南京一中校长　吴晓茅

　　在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工作中，社会最不满意的仍然与择校有关——各中小学居然顶风而上，择校费不仅仍然在收，而且还节节攀高。在一片口诛笔伐中，学校仿佛是犯罪嫌疑人在行使“沉默权”一样不作回应。难道学校真得视择校为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不舍割弃吗？其实私下里和校长们谈谈，大多数学校的校长都在为择校而烦恼。既然社会不容，学校不欲，为什么择校不去，而且愈演愈烈？

　　从浅一点的层面上看是学校自己使择校成了自己背上的黑锅，因为学校通过择校得到了金钱。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问一下“政府为何同意学校收钱”以及“收来的钱到哪去了”这样两个问题，结论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们是“穷国(这里的‘穷国’恐怕只能界定在教育这个层面上)办大教育”，政府拿不出相应的资金，于是只能给政策了。这个政策便是同意学校在挖掘潜力，增加同一班级的学生数，也就是在增加教师工作量的基础上，收取增招学生的择校费。为规范这一收费行为，一些地方政府又制定了“三限”政策，即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正如许多明眼人所看出的那样，这一政策名为限制，实际上是用限制的形式将收取择校费合法化了。政府的规范行为并没有到此结束，以笔者所在的南京市为例，家长的择校费必须交到政府指定的银行帐户，全部费用的30%被“劫富济贫”，用于扶持薄弱学校，剩下的70%大部分用于学校硬件设备的添置和改造，少部分用于编制外教师的工资、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以及教职员工加班费用的补贴。上述费用的支出需学校提交报告给政府，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动用。于是，政府多了一条教育经费的收入渠道，学校也因此多了一些骂名。

　　学校背上“择校黑锅”还有一条理由，就是学校利用手中所控制的择校名额向强力部门或个人索取利益，形成了权力寻租。若就这一话题与校长们交谈的话，相信大数校长都会说出许多生动的故事。例如一些平时难以解决的困难，一旦到了招生前夕，就会变得顺畅起来，学校也一定会以择校指标作为回报。反之，因为没有给驻地派出所择校指标，校门口的不良少年勒索事件便得由学校自己来解决；没给某记者的孩子解决好择校问题，于是或捕风捉影或添油加醋的消息便不时见诸媒体，并且你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有的部门不惜兴师动众地来学校检查，也与对择校结果的不满有关。当然一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会因为对择校满意而在逢年过节时拿出“尊师重教”的实际行动。

　　这样一来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潜规则”：本应该由某些部门管的事，必须借助给择校指标，才能落实到这些部门的头上；本应该实事求是的消息，必须借助解决好某记者孩子的择校问题，才能使其见诸媒体；要想让检查的“鸡蛋”中不致出现“骨头”，必须先让检查部门对择校的结果满意。于是，真正的权力寻租者悄然隐身于幕后，甚至还会因付出择校费后心中不快而在幕后射出冷箭，学校则被“剥光了衣服”，被架上了“审判台”。

　　笔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看到了圈子以外的人可能不易看见的一些现象，希望大家能更理智地看待择校现象，并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来自家长的声音】“虽深恶痛绝，但我不得不选择”

　　现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虽然对择校深恶痛绝，但我也得帮助孩子拼命地往这条路上挤。

　　肖女士，一位北京某知名中学初二学生的母亲，博士，就职于某知名公益机构。肖女士的儿子读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时候，并没有择校，而是就近入学。她当时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要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促其努力学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自己的孩子却越来越不快乐。

　　有段时间，孩子总是很迟才回家，原来是放学以后被老师留堂。等去接孩子时，老师经常当着肖女士的面狠狠地批评孩子，把他批评得抬不起头来。为什么呢？无外乎就是一些小事，今天忘记带本，明天忘记带红领巾、忘记带铅笔了，等等。当然，习惯不好，需要改正，但老师紧盯着不放，把孩子批评地抬不起头来，让她心里很不舒服。更让肖女士气愤的是，该老师把班上的学生分成优等生、差生，优等生坐中间，差生要靠墙坐。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给贴上“差生”的标签，处处受歧视，这是正常的育人环境吗？没办法，只好给孩子转学了。

　　经过一番“运作”，孩子被转到另外一所区级重点学校。在新学校里，孩子一开始考试成绩很差，但老师很快就发现了他的优点，认为他思维很灵活，很爱学习，知识面很广。老师总是在表扬之后才委婉地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一个月后，儿子在学校中“变成了”好学生、好孩子，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本来是不想给孩子择校的，但发现学校之间的差异太大，使我不得不择校。”儿子的变化让肖女士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否则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发展。

　　当然，在择校过程中，也费尽了周折。在儿子四五年级时，就开始让孩子上奥数班、英语班什么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和学校建立联系，“当然这些都不能摆在台面上说的了，总之非常艰难。现在光靠孩子自己努力是不够的，因为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虽然对择校深恶痛绝，但我也得帮助孩子拼命地往这条路上挤。”

　　至于择校费多少，“由于与学校签定了保密协议，所以具体数额不便说，但肯定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起的”。肖女士认为，弱势群体，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跟名校没有任何的关联和个人方面的关系，也没有经济上的优势，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进入名校。所以，择校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更加剧了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