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张千帆：即使大学有权决定各地招生指标的分配，当然也必须通过正当的程序，不应该由领导“拍脑袋”决定；否则可想而知，这样的决定必然是十分任意的。具体如何决策，至少应该通过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等具有某种代议性质的机构。

　　不可否认，不少院校的招生决策还很不规范，究竟在什么地方招生、招多少名额都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当然，大学（包括国立大学）可以适当考虑地区平衡，促进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多元化，对于那些长年因考分原因录取机会很少的地方降低分数线，但总的原则必须是各地考生的机会平等。

　　指标分配“近水楼台”加剧重点大学地方化

　　新京报：各重点院校在历年高招中一般都会对所在地区予以适当照顾。这次法大在北京市的指标与往年相比是怎样变化的？这种变化与上述政策的出台如何协调一致？

　　刘琳琳：法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高校，目光应该着眼于全国；但她身处北京，多年来法大的建设与发展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法大有责任有义务为所处地域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这次对北京的招生计划只是做了适当的调整。此外我们还向中西部高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质量好、数量多的省区做了必要的政策倾斜。

　　新京报：重点大学高招指标分配倾向于所在地区这一现象，是重点大学地方化的外化。那么，重点大学地方化是怎样形成的？

　　杨东平：重点大学招生本地化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还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事情。1998年以后，许多研究型大学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建”的政策，因此，地方政府会对高等院校在基本建设方面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和投资，所要求的回报就是增加在本省的招生指标。增加到多少才是一个适度的比例，才能为社会各方所接受？这应该有一些准则来做出判断和评价。现在有些学校的本地生源超过50％甚至60%，这就大可质疑了。

　　国立研究型大学就应该面向全国招生，不应该把自己降低为省立大学———即便从短期看增加了本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从长远来看，生源过于单一、过于偏于本地，这对研究型大学自身的品质是有伤害的，它会降低生源质量；生源质量下降，最终会降低高校的学术竞争力。

　　我们雄心勃勃地为自己制定了参与世界竞争的目标，而招生却画地为牢，迁就短期利益，不是很奇怪吗？

　　新京报：类似举措一旦实行，势必影响高校与所在地方形成的利益格局。今后高校如何处理与所在地方的关系？

　　杨东平：高校在各地的招生名额各不相同，有历史的和其他的原因。如清华、北大等许多名校，与一批地方的重点中学建立了长期联系，从而使这些中学为它们提供优秀学生。又如北方的高校招收北方地区的学生更多，南方的高校招收南方学生较多。因此不能过于简单地处理这一问题，也不必追求每一所高校这样微观的层面上做到各省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