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距离，那么必须走出自己的改革步伐才能紧跟上世界的潮流和趋势尤其是应该步入现代大学制度的行列中。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于11世纪的教会学校，成熟于13世纪。而中国的现代大学的建立以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尽管起步很晚，但是起点很高。因为其从开始之处就与西方大学的根源一致，那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原则。而1949年之后，尤其是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大学便慢慢剥离掉现代大学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大学还远远没有世界一流 水平或者说相去甚远。所以，必须在当前的情况下努力找寻出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在众多的路径中探索可行的选择。

　　路径一：西南联大模式。西南联大，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这是一所与抗战共存亡的学校，历时八年多。它的存在具有时效性但也具有借鉴意义。原因之一就是现在很多教育学者谈论和探讨的话题，这说明其存在的意义影响深远。这所学校在当时和现在来说都是成功的，尽管它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但没有一个校长，只有三个原来的校长作为委员，他们分别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西南联大的成功来源于其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吻合（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是其两个基本特征。据当时的政论周刊《观察》评价其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这些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对于学校的约束不是很严密。再者，就是教授群体的庞大，陈寅恪、朱自清、刘文典、钱锺书、费孝通、潘光旦等等当时的人物汇聚在西南联大。是这个教授群体教育出来的学生既有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何柄棣、王浩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更有如殷海光这样的具有自由气质的思想家。

西南联大的成功具有时效性，历史不能重演。但其成功的精髓值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借鉴，但肯定不会是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所以，我们只能望之兴叹却不能真正践行之。因为大学的成功不仅仅需要一批教授群体还在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宽松程度，它可以从新闻制度和出版制度中窥见一斑。

　　路径二：C9高校联盟模式。据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10月10日至12日齐聚复旦大学，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友间的叙旧，他们更为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来。在民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校长们此次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本次联谊会提出了中国大学的“中国模式”，但存在与否存在质疑。这就所学校都是211工程院校和首批“985”建设高校。但无论如何都是体制内的大学，这九所大学的联名希望走出当年的西南联大的气候是不可能的。这九所高校尽管占据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大头，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但是按照现实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钱学森之问”的难题。不过，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可以探索的一条新的路径。

　　路径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可以看做是教育领域的“洋务运动”。从最初的京师同文馆开始算起，随后，便是西学东渐的教会大学进入中国境内。今天，很多高校的前身无不是当初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等一批教会大学。现在，新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风起云涌，项目和机构纷繁无杂。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03年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之后出现的。

　　这种办学模式能够吸引国际上先进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世界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消化不良”乃至“不土不洋”的现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监管漏洞的缺失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很多情况下，出现了盲目引进教育资源的现象，这自然跟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风气有关系。但中外合作办学毕竟是新鲜事物，对于这样的一种新鲜事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挫折。

　　但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教育主权第一的原则。否则，教育主权的旁落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当然，强调教育主权不是要对其加强行政化、官僚化进程。只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宏观的指导和规划，让其走上正确的道路。

西南联大的成功具有时效性，历史不能重演。但其成功的精髓值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借鉴，但肯定不会是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所以，我们只能望之兴叹却不能真正践行之。因为大学的成功不仅仅需要一批教授群体还在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宽松程度，它可以从新闻制度和出版制度中窥见一斑。

　　路径二：C9高校联盟模式。据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10月10日至12日齐聚复旦大学，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友间的叙旧，他们更为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来。在民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校长们此次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本次联谊会提出了中国大学的“中国模式”，但存在与否存在质疑。这就所学校都是211工程院校和首批“985”建设高校。但无论如何都是体制内的大学，这九所大学的联名希望走出当年的西南联大的气候是不可能的。这九所高校尽管占据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大头，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但是按照现实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钱学森之问”的难题。不过，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可以探索的一条新的路径。

　　路径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可以看做是教育领域的“洋务运动”。从最初的京师同文馆开始算起，随后，便是西学东渐的教会大学进入中国境内。今天，很多高校的前身无不是当初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等一批教会大学。现在，新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风起云涌，项目和机构纷繁无杂。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03年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之后出现的。

　　这种办学模式能够吸引国际上先进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世界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消化不良”乃至“不土不洋”的现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监管漏洞的缺失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很多情况下，出现了盲目引进教育资源的现象，这自然跟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风气有关系。但中外合作办学毕竟是新鲜事物，对于这样的一种新鲜事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挫折。

　　但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教育主权第一的原则。否则，教育主权的旁落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当然，强调教育主权不是要对其加强行政化、官僚化进程。只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宏观的指导和规划，让其走上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