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2007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2700万，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达到23%，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研究生招生40多万，成为研究生教育大国。
从30年前的起点观察，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趋于合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有很大提高。
一贯以“穷国办大教育”著称的中国，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奇迹就孕育在果断的决策和不懈的努力之中。
十年扩招
被称为“扩招之父”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是1999年高校扩招的建议者，在扩招的最初几年，这一称谓大有褒义。因为扩招使更多的人有了“大学生身份”——普通本专科年招生数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万，一路升至2008年的600万；扩招10年累计招生约为4010万，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招生总数的75%。
当年，汤敏以个人身份向中央高层寄去一封信，大致陈述了扩招的5个理由，其中有教育的理由，也有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理由。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部分建议很快得到采纳，且推进速度极快，比如，他建议3年扩一倍，结果6年扩了5倍。
经过10年扩招，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8%迅速达到24%，不仅实现了由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跨越，而且实现了高等教育总规模列世界第一的业绩。
扩招的影响远不止于此。高等教育从“稳步发展”到如此“加快发展”的现实，使一系列决策的主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条件确定发展规模转向按社会需求促进发展、通过发展促进条件的改善；从高等职业院校数和招生数迅速增加，到高校类别结构趋于优化；从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到高校安居工程展开；从以金融机构贷款方式建设新校区，到办学体制实行投入、经营、管理多元化；从取消高校招生年龄限制，到不断完善助学贷款制度……这一切实践，力求证明资源的短缺并不是限制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最终决定因素，通过体制改革实现教育资源的积累，同样可以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推动大批地方性高校扩大规模的同时，中国还加大了迈向高教强国的努力。中央政府对一批国家重点大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建设一批重点学科，以及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根据这一要求，1995年启动了“211工程”，1999年启动了“985工程”。如果说前者开始显现政府在公共经费投入上的政策导向，那么后者则使这种导向进一步倾斜：自1998年起，在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1%的经费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迄今已拨付给30多所国内重点大学。
不同的声音 隐忧随后出现。
2002年第一批扩招学生毕业，这之后，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剧增。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付出高昂学费获得大学毕业生身份之后，找不到理想工作，他们对自己读大学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
同样的问题也上移至硕士生教育和博士生教育。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7年拥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达到310所，年培养博士超过5万人。然而，与这个培养规模相对应的是，国产博士进入政府当上公务员的，以及没有到科研单位从事与所受博士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的，占了大多数。
2008年10月，“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推出《教育大国的崛起》一书，对扩招导致的新矛盾没有回避，认为其中包括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各国普遍遇到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特有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反映、中国进入小康社会过程中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局限，以及在快速发展中来不及解决而集中显现出来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比如，扩招导致了教育资源新的紧张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质量滑坡，甚至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对于因扩招而带来的高校向银行贷款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问题、教师资源不足问题，《教育大国的崛起》提出有必要用改革的眼光加以居高望远式的考量，并通过系统的调整加以解决和完善。
民间的声音并非如此。
由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组织国内中青年教育专家合作研究撰写的题为《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2008教育蓝皮书认为，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在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仍处于停滞状态。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也提出了一些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而言，教育的重心在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以及通过多种形式筹集教育资源，惟体制改革缺乏实质性进展。由于体制改革滞后，教育大发展中那些原有的体制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政府包揽过多的问题并未改变，高度行政化、官本位管理，削弱了高校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按自身规律发展及其创造性活力，进而影响了研究型大学迈向世界一流水平的进程。
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被誉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决定对当时教育的基本评价，比如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教育体制的弊端主要是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学校缺乏活力，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却没有很好地管起来等，今天仍然适用。决定所提出的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任务和目标，也是今天要继续完成的。
路在何方
杨东平近年来多次提出，高等教育需要继续解放思想，推动以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改革。
他说，目前存在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我们树立了参与国际竞争、创建一流大学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另一方面制度建设模式却是与现代大学制度渐行渐远。
一些教育专家指出，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在当时社会开放程度和经济水平远不如当前的情况下，还出现了实行校长负责制等一系列深刻的体制改革？可能的解释之一就是，高校改革的“小气候”得到了更多更强有力的支持，比如，当时王震出任上海交大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深圳大学的改革不仅得到梁湘、袁庚等特区领导人的支持，还得到许多中央和省级领导人的支持。这个氛围的背后，是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的一代人痛定思痛、锐意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他们认为，今天，我们既需要重申高等教育改革的紧迫感，更需要建立能够促进改革开放的新机制，其中包括公众参与机制。在经历了规模和数量的高速增长后，高等教育内部凸显的许多大问题，比如教育资源的进一步扩大、培养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都明显涉及体制性原因。
杨东平说，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二是大学治理结构。应按照建设责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目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新的教育治理模式。这意味着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确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恢复大学的自主性，摒弃行政化、官本位的价值，建立教育本位、学术本位的价值和管理制度。
在他看来，要造就一大批具有理想和能力的职业化大学校长，前提是高校具有相应的办学自主权，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也是《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在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中，校长是法人代表，权利和责任必须一致。今天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关键是政府转变职能，依法行政。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内的高校与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倡导教育家办学，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组成部分。大学校长的职业化，有利于造就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校长自上任起就应退出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既是为了保证高校的正常运行，也为了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影响干扰，这是世界各国大学管理的通例。
世间并无“标准的大学”
知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针对当下高校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调整“大跃进”心态。最近10多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好处是大家都有干劲想把大学办好，不好的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钱都已经给了，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奖？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整天逼，逼急了，学校就可能造假。
——反省过分“世俗化”倾向。北京大学1993年拆南墙，2001年又重建南墙，前者代表了向市场与社会的“转向”，后者则是对这一“转向”的反省，形象地反映了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10多年间在精神价值与世俗利益的张力中左冲右突，上下求索。
——警惕“标准化”迷思。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大学”。在流行“与国际接轨”时，还必须理解：第一，大学要接地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一所大学，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方向，比什么都重要。几年来，各大学应接不暇的评比，好处是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提升了若干原本不太合格的大学的办学条件；缺点是加剧了大学的雷同化倾向。因为既然有了“标准答案”，谁也不敢怠慢，不造假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一所大学敢“另辟蹊径”。
——重建大学城的“校园文化”。各地方政府花大价钱一次性建成的大学城，到2005年已有46个。由于缺乏历史感和文化氛围，使得本就日渐疏远的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地方，缺少了师生间的交往，学生的精神成长必然受到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