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山西网2月10日电　据三晋都市报报道，2007年1月29日，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文件再次表明了中央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决心。

　　2006年下半年，在山西新农村建设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一批大学生“村官”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能和农民朋友打成一片吗？他们能给农村带来些什么，而农村又能给他们带来些什么？几个月来，这些问题一直困绕着这些年轻的“村官”们！

　　在这里，几个“村官”分别向我们呈来了一份答卷，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农村生活和感悟……

　　人物资料：

　　毕鹏飞：2001年毕业于山西财专，先后在山西工商学院、中国银行长治县分行就职。现在为长治县南宋乡永丰村“村官”。

　　李韶伟：2004年毕业于太原师范学院，现为长治县西火镇东庄村“村官”。

　　我们都深爱这片土地

　　党员都看《三晋都市报》

　　在开始对话之前，我想先问一下毕鹏飞，听说在永丰村，每个村民手中都有一份《三晋都市报》，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我很关心，村民们是怎么看我们这份报纸的？

　　毕鹏飞：要说每户都有，是夸张了。但据我所知，至少每个共产党员家里都有。在我们办公室里，我每天都可以读到《三晋都市报》。我认为报纸办得不错，虽然它的定位可能是面向都市的。现代文明进入农村，主要通过电视媒体，可是电视是浮浅的，它的娱乐化倾向过于严重，它削弱了但没有真正改变农民的旧有意识，我想报纸相对来说要理性一些，它不仅能说明是什么，而且能说明为什么。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农村更需要报纸。《三晋都市报》的流行无疑是件好事。

　　“村官”的理想

　　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放弃原来的职业和理想报考“村官”？

　　毕鹏飞：做“村官”一是觉得国家重视，有一份固定工资。二是从农村出来的，情感上对那片土地比较亲近，农村培育出来的人都出去了，这片土地会越来越荒芜，希望自己能将那么一点的才能贡献出来。还有就是，农村工作应该是最贴近大地的工作，没有机关的勾心斗角和无所事事，应该比较自在、充实。

　　李韶伟：我毕业后主要是以学习并参加各类考试为主，同时，也通过打零工来增加一些社会实践，如在联通做过市场营销，在广告公司做过文案，不过这些都没有做很长时间。我觉得报考“村官”并不与我的理想或是想法相矛盾，在农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且农村现在需要很多的信息和文化，在向农村传播这些东西的时候，自己不但可以巩固以前所学的东西，而且，可以学到许多只有实践特别是需要从基层做起才可以学到的东西，同时国家在政策上的支持免除了我们的一些后顾之忧，因此我决定参加报考“村官”。

　　农村要好过自己的想象

　　刚到农村时，那里的印象跟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距离？你们能够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开展工作吗？

　　毕鹏飞：我分配的是南宋乡永丰村，这是长治县数一数二的好村，这里的各项建设都很好，居家、教育、福利，都不像农村的样子，别墅化小洋楼、集体供暖、集体供燃气、统筹医疗，并且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办公、生活条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我的专业是会计，也许职业不对口，但我觉得自己所学还是能用上的。

　　李韶伟：刚到农村时，觉得现实中的农村要超出自己想象，农村的集体经济要比自己想象中强得多，村民的生活有些地方还令许多城里人羡慕，村民的自我管理意识非常强，民风淳朴、善良，给我的印象挺深刻。关于如何开展工作，我关注的是，利用自己所长，通过讲习班的形式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

　　和村民们打成一片

　　到农村去的人，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和村民们打成一片？你觉得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点什么？他们对大学生“村官”是怎么看的？

　　毕鹏飞：我本就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和村民们相处得挺自在，经常与年轻人、老党员谈天说地，与他们东家长、西家短地唠。中国农民是最纯朴的人，他们刚才还喋喋不休地看不惯这、看不惯那，可扭头就能积极兴奋地去工作，他们简单、豁达、可爱，比起我们这些大学生多了份坦然与自在，我想，这是我最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大部分村民把我们当成当年的知识分子下乡，说我们蜻蜓点水，一沾而过，这我也不多解释，让事实说话吧。

　　李韶伟：和村民相处得还好，从他们那里可以学到许多生活中的常识，他们对大学生“村官”也比较欢迎。

　　他们的用武之地

　　你们是否有这种苦闷，就是觉得自己所学的知识用不上？村民们都很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向你们询问过什么吗？你们是否能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他们？根据你们的经验，你们觉得“村官”应该具备一些什么知识？

　　毕鹏飞：老百姓对国家农村方针政策和法律方面问得较多，我倒是能回答一些，但不透彻，大学生“村官”应该掌握国家特别是关于农村方面的方针政策，吃透这些东西，方便对农村问题的分析和对百姓的讲解，要学习了解有关的法律知识，现在的农民知道了要用法律的武器，但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多，有这方面的需要，另外还要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掌握基层工作的特点、工作方式，更好地服务于农村。

　　李韶伟：大学学的知识能用一些，但不多。村民时常向自己询问一些他们不懂的东西，我也用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向他们讲解，有时遇到自己也不太懂的问题时，先查资料，再尽量帮他们解决。我觉得“村官”应该具备各方面的知识，应该是个“全才”。

　　在工作中，和自己的上级相处得怎么样？有没有向他们提出过建议？他们是否看重大学生“村官”的作用？

　　毕鹏飞：我和书记、村主任相处得得挺好，他们是我工作上的领导、生活上的长辈，坐在一起时，他们经常教导我一些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我受益颇多，他们希望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关键是我能胜任吗？

　　李韶伟：在工作中，我和领导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平时通过一些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提供一些有关新技术、前沿方面的信息，他们对我们都比较支持，并给予了各方面的关心。

　　农村最需要什么

　　最近中央一号文件下达？是关于农村建设的，这说明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重视。作为最基层的干部，你们觉得农民现在最需要什么？

　　毕鹏飞：农民没发展的要经济，发展起来的要文化，两者分轻重的话，我觉得最需要的是文化，当代中国农村文化的缺乏是严重的，和谐文明离不开一个优良文化的渗透与灌注。

　　李韶伟：作为最基层的干部，我觉得农民现在最需要的是文化生活的丰富，他们对各种信息的需求，他们对各种文化的渴望并不比城市里的人小。

　　（记者平瑞方 通讯员宋俊林）

　　我成了村民的一部分

　　人物资料：

　　高君义，2006年7月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音乐系音乐教育专业。现为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东蒲村“村官”。

　　在我记忆中，农村是露天的茅厕、低矮的土坯房，墙根底下坐着一排抽着自制烟卷、做针线活计、脸上写满沧桑的大爷、大妈，旁边是一群打闹的小鬼，没完没了的家长里短，说不完的大事小情。未到农村之前我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然而，我所到的东蒲村却跟我的想象大不相同，它是太原市著名的蔬菜专业村，为太原市年提供各种蔬菜500余万公斤。一进村，两旁整齐的蔬菜大棚就进入眼帘，弯弯的身子在土地上忙碌着。走着走着我发现路两边的电线杆上有一种奇怪的灯，后来才知道那种灯不光有照明作用，而且还有杀虫功效。一进村就算上了一课。村里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只有大队大门上方那颗褪了色的红五星还留有旧时的影子，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

　　由于村委会正在整修，当天晚上，我被安排在村小学的一间办公室住宿。这是一排平房中的一间，大约10平方米左右，靠墙西北放一张床，床头放着一张办公桌，东北方向是两个老旧的文件柜。东南方向有一转角沙发倚墙而放。经过简单的打扫，不大的房子顿时焕发了光亮。村里为我购置了被褥、洗漱用品，就连卫生纸都没有落下，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动。村支书是一个极其和蔼而又很干练的中年汉子。晚上他跟我坐了很久，除了生活上极大的关心，还跟我谈了村里的很多很多情况以及日后工作的开展，心里有兴奋，也有茫然。直到他离去，我满脑子还是他那意味深长的话语，一天的经历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着。

　　当时正赶上村里为大家投保合作医疗，当时工作已进行到了最后阶段――盖章、汇总。我自告奋勇请命工作，妇女主任说：“小高，你刚来。先熟悉大家哇，这些都安排好了，以后可有你忙的了。”我一听就急了：“我来了是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再说了大家都在干活，我怎么好意思在一旁监工。”说着拿起章就盖起来，妇女主任一看我这么倔，笑着就和我一组盖起章来。记不清那天盖了多少个章，只记得最后盖完了手上起了个泡。当时心想真是没用，这么点小事还挂了彩，为了不想让大家看见，手往兜里一揣，装起轻松来。看着大家对一个月来的工作完成后脸上那憨憨的、满意的笑，一帮不惑之年的人们犹如孩童一般，竟然高兴得拍起手来。一种从未有过的亲近感顿时涌上心头，说不出的高兴，原来他们是那样的可爱。

　　在村里，一开始我操着普通话跟大家交流，发现跟大家说话时老能遇到一种异样的眼神，跟一些大爷、大妈交流就更困难了，跟大家之间有很远的距离，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很是苦闷。后来想到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冯部长在“村官”培训课上讲到的要“说农家话、吃农家饭”，顿时恍然大悟。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说起了他们的话，虽然不是很地道，但我再没有遇到那种眼神，而且有好多人主动来跟我交流，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大家的距离。

　　几个月来，我参与了很多工作，均圆满完成了任务，去年11月底12月初，我邀请、协作太原电视二台《向快乐出发》栏目组，在我村制作了一期关于反映农村过年民风、民俗的节目。此次节目录制一定程度上活跃了我村的文化娱乐生活，对我村“东蒲龙”、“无公害蔬菜”扩大了影响。我很好地融进了他们的生活。村里热心的大妈经常邀请我到家里做客，还给我张罗起了对象。村民们也都愿与我聊天，遇到一些问题也经常跑来问我。用一个大娘的话说就是“真正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