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昨日报道，清华大学某实验室的博士生王垠，近日向清华大学写下了近万字的退学申请。作为在清华大学就读的、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从报道上看，王垠是一个热爱学习和研究、常思进取的学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还是清华大学里一个颇有所成的博士生。根据常理，这样一个博士生，至少完全可以选择继续“混”下去，最终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当然，王垠有他自己选择人生的自由和权利，尽管他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但是王垠的困惑，也反映出今天博士教育乃至高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根据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先生的统计，今年春天，中国在学博士生已达14.35万，培养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在美国大学中，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超过700人的，只有2所，超过600人的也不过6所，但是中国已有多所高校博士生招生人数超过1000人，最多甚至达到了1400人。

数量上的优势，并不等同于质量上的优势。博士生培养的目的，是要培养一个能够独立从事研究和创新的学术人才，而不是一个只知道机械性重复实验过程的“机器”。但是，为了培养一名出色的博士生，不但要给他一定的学习任务，还要给他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以及一个完善的人格培养土壤。可是，这种培养环境，在我们这里却竟然常常成为稀缺资源。

在今天的中国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与理想目的相去甚远的弊端。一方面，今天的博士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不但要完成自己的课程学习和论文研究，还要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甚至承担与自己的研究并不相关的诸多导师自己的课题。这些课题有些来自国家科研部门，另一些则来自财源广阔的公司企业。

另一方面，对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定位偏差，也导致了博士培养的失误，部分教师不但忽视对研究生、博士生学术和研究能力的系统培养，甚至动辄视之为“学术民工”，所有的学习过程，就是为了发表论文或者是替导师争取经费完成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垠的选择只不过是一种极端个案。

坦率地说，责任不全在王垠们的导师身上。因为在今天经济驱动力和学术功利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摆在导师们面前的选项其实不太多，有时候他们也是极为无奈的。因为他们也不得不为了科研经费或者是论文发表数量，而四处奔忙。

熟悉清华大学的曾昭奋先生，曾经在《读书》中向清华发出了“清华园里可读书？”的追问。其实，这个追问也是给今天很多大学的。试想，如果清华大学都不能从王垠的困境中幸免，那么，还有什么教育机构能够幸免？王垠的退学申请，只不过是再一次质问我们，如果清华园里不可读博，那么，还有那里是人才培养的理想之地？

清华是一片研究的荷塘，北大是一个学术的湖泊，在水中游来游去的智慧头脑，其实大多是今天中国的知识英才。当孩子们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有资格进入清华、北大深造的时候，他们一定不希望自己成为荷塘或者未名湖边的一个匆匆过客。我相信，这不但是王垠的理想，也是今天大多数有苦难言的博士生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