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日前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并投入巨资来改善大学。招聘海外留学人员，提高科研水平，想在十年之内把最好的大学变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文章如下：

　　去年，当北京的清华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公认的美国顶尖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联系，请他主持一个高级计算机研究项目时，他没有迟疑就接受了。

　　中国想在10年之内把它最好的大学变成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并且正投入巨资来招揽像姚一样的著名学者和修建一流的研究实验室。 这是中国提升其大国形象的最新努力。

　　耶鲁校长评中国高教:少数大学应建成世界一流

　　作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成果是衡量一个教授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也是晋升的条件之一。如果你不能始终保持科研的领先地位，那么你的核心教授的位置、你的学术声誉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下滑。[全文阅读]

　　中国教育已经实现了现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10年间大学本科生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增加了5倍。

　　中国的模式很简单：聘用杰出的在外国学有所成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到设备优良的实验室工作，让中国最聪明的学生跟着他们，并给他们巨大的发展空间。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华说：“我们正努力给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但这样做需要时间。不是10年，或许需要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

　　尽管如此，在政治家、大学管理者和师生中间，都能感受到对于跻身世界教育精英群体的新信心。中国年轻人像朝圣一样参观那些最好大学的校园，在他们梦想作为学生进入的拱形石门前摆姿势留影。

　　大学生、硕士和博士人数迅猛增多

　　自1978年起，仅经过了一代人，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上大学年龄段人口的百分比就由1.4％增加到了20％。仅工科每年就培养出44.2万大学本科生以及4.8万硕士研究生和8000名博士。

　　研究生“批量生产”质量滑坡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下，重点大学为了保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纷纷向研究型大学转变，其重要标志就是研究生规模的增长，然而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却不容乐观。[全文阅读]

　　但只有北京大学和其他为数不多的中国最好的院校被国际承认是较好的大学。从1998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正式宣布要努力改善中国的大学起，投入高等教育的国家财政资金已经增加了一倍还多，2003年达到了104亿美元。

　　在耶鲁大学受教育、之后留校任教至今的著名遗传学者许田，在复旦大学主持着一个进行基因替换开创性研究的实验室。8月12日，权威期刊《细胞》以封面报道形式刊载了他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这是华人科学家第一次登上这家刊物的封面。

　　北京大学在设立一个国际高等数学研究中心时利用了麻省理工学院杰出数学家田刚的才智，从而使这个研究中心进入高级别研究中心之列。

　　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们估计北大全体教员中有多达40％的人是在海外接受教育的，大多数是在美国。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上海接受采访时也高度评价了中国学生，他在上海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9月底复旦大学的百年校庆。“中国有世界20％的人口，因此可以放心地说，她拥有世界上20％的最好学生。”他说：“他们很有天分。”

　　一些批评者说，中国正试图同时在太多的领域达到先进水平，而选出约30所院校由国家进行重点投资的计划却差异性太小，在重复建设上浪费资金并牺牲了卓越。即便是莱文也在满怀热情的同时警告说，“一流院校扩张得太快，冲淡了特性”。

　　高等教育在规模和质量间求平衡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数年前对高考的形象比喻，是高等教育资源缺乏时的真实写照。如今，当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后，日益强烈的“上好大学”的愿望又凸显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不足。[全文阅读]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最严厉的批评来自教育系统自身的从业人员。复旦大学前校长、核物理学家杨福家说：“不同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特性，就像交响曲一样，”“但是，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想变成综合性大学，谁都想大而全，拥有一个医学院和众多研究生。”

　　杨福家现在在宁波领导着一所小型的实验性大学，这所大学是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帮助下建立的。他也批评说，给许多中国研究人员的自主权太少。

　　与此相似，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健雄说，中国文化通常要求快速出成果，这有可能破坏研究。他说：“在中国，项目总是短期的，比方说3年，”“然后，他们就想要你出一本书，一本长篇大论的书。在真正的研究中，你必须给人以出好成果的自由，而不仅仅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许田说，中国在过去20年里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让2亿多人脱了贫。“然而，中国还没有认识到的是，如果她真的想更上一层楼，就要懂得仅有数字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学会对真正的创新、独立的思想和真正的学术工作给予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