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万元“感谢费”拉教育部官员下水

李立川原是四川省成都市一家书店的业务员。1990年，他辞职下海，做起了图书、音像方面的生意。1997年，李立川认识了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年更名为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师资与教材处副处长季克异。能够认识部委官员，对李立川来说当然是好事。每逢节日，李立川都会给季克异送上一些高档礼品。

后来，季克异担任了“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课题组组长，其课题目标是编写面向21世纪的中学体育实验教材，发行图书多年的李立川嗅到了商机。

李立川殷勤地向季克异建议：“体育课题没有什么研究经费，我愿意出资赞助，等研究成果作为教材出版时，请您美言几句，让我们公司参与发行如何?”季克异正想寻找课题赞助商，两人一拍即合。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季克异共组织8次教材编写研讨会，会务经费均由李立川出资。此外，李立川还给教材编委会成员每人发放了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编写费。李立川投资出书的事情成了圈内公开的秘密。

1998年，“中学体育教材、教法研究”课题结项，定名为《体育》的教材获批在个别省市当做实验教材使用，李立川顺利地获得了该书的独家发行代理权。

随后几年，为了感谢季克异的帮助，也为自己能进一步代理教材发行做感情投资，每逢季克异出国前，李立川都会送上几千元美金。2000年，得知季克异的女儿要去留学的消息后，李立川又送上了1万元美金。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几年来，季克异共收受李立川支付的所谓“感谢费”折合人民币13万余元。

办案检察官张小兵告诉记者:“权力集中极易导致权力寻租情况发生。季克异交代说，他所收受的钱款系个人为课题研究付出劳动应得的报酬，他没有意识到参与课题研究是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利用职务行为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和‘感谢费’就是违法犯罪。”

为进教材目录送上80万购房款

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原国家计委联合制定了《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和《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首次将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启动了中小学教材改革之路。符合条件的出版单位、团体和个人都可以依照教育部统一的课程标准编写教材，经教育部审定通过后出版并供全国中小学校学生使用。

由于教材的特殊用途，教材获得立项完成编写后，还要再交教材审定委员会盲审进入指定的教材目录。进入教材目录成为许多出版商努力的方向。

2002年，已经是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处处长的季克异把李立川介绍给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调研员王安华。当时，经过几年实验的《体育》更名为《体育与健康》，准备正式面向全国发行。将该教材运作进教育部审批的教材目录，是李立川的当务之急。

事实上，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办公室与基础教育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王安华就负责根据教材评审意见编制教材目录讨论稿。自然，王安华的工作岗位使他非常了解教材发行领域的政策导向。希望发行教材获利的李立川很快和王安华成了朋友。

2002年4月，李立川向王安华暗示，自己想在北京买一套商品房作为办事处，房子可以过户在王安华名下，并请王安华管理这套房子。显然，这是一种委婉的行贿要约，王安华欣然接受。很快，王安华在教育部附近看上了一套房子，他主动打电话告诉李立川：“买房子需要80万元。”按照王安华的要求，李立川将80万元汇到了王安华女儿的银行账户上。

2004年至2006年间，李立川又陆续向王安华支付了40万元。

后来，王安华又多次非法收受李立川和陕西省旅游出版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另案处理)给予的感谢费共计204万元。

记者在案卷中看到了李立川的供述：“在王安华的帮助下，我开拓了许多省的教材销售市场，获利数百万元。”

教材教辅行业暴利根源在于资源垄断

记者了解到，出版发行中小学教材教辅书是一些出版社的重要利润来源，其产值占到图书市场的70%。“想发财，印教材”，教材教辅出版行业因此被业内人士称为“暴利行业”。

办案检察官介绍说，涉案教材《体育》、《体育与健康》，自2003年至2011年共发行2467万册，码洋(指全部图书的定价总额)约1.6369亿元。据估算，李立川出版这套体育教材的总利润高达6547.6万元。

除了教材，教学辅导用书的利润也大得惊人。刘某是在出版行业滚打多年的私人公司老板，他告诉记者:“书商进入了‘目录’后，也要继续公关，原因是各地教育部门用‘目录’中的哪套教材，有很大的自由度。由于教材教辅存在暴利空间，大家为了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份额，也愿意花大价钱公关。还有就是业内‘潜规则’，公关费一般占到码洋的5%到10%，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

当记者问到教材教辅为什么如此容易获取暴利时，刘某说：“教材教辅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退货，二是发行量极大。而学生们无法拒绝学校选择的教材教辅，也不能讨价还价。教材教辅的成本约占码洋的六成，销售1万册就达到盈亏点，这意味着涉案教材在开机印刷时，就已经完成了销售任务，印刷机也就成了印钞机了!”

海淀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王燕告诉记者：“涉案教材暴利的根源在于资源垄断。长期以来，教育行政部门是以指定的方式，由特定的出版社出教材，虽然近年来招投标方式逐渐展开，但实践中垄断未被完全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