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黔西县城一位业余记者打听到这一消息后，辗转找到农场村进行采访，并投书报刊。没想到，文章见报后，陆续引来各路媒体争先报道，从此，被誉“状元村”的农场声名鹊起。

　　盛名之下的沉重

　　“家里现在太恼火了！”在兰嘉勇家破旧不堪的房子里，接受记者采访时，70岁的兰父坐在床头只是一个劲地叹息。屋里阴暗，还散发出阵阵霉味，冷风不时从破旧的墙角“飕飕”地吹了进来。

　　兰嘉勇现是贵州民族学院建筑系大一的学生，为了支付他的学费，家里至今已一贫如洗。

　　兰父给记者粗略地算了一笔帐：儿子从小学到初中至少花了万把块钱，高中三年少说也花了一两万，现在上大学，“钱更是花得厉害”，而家里只有三四亩田，转包出去一年也就换回1200斤包谷，都不够吃。

　　“没办法了，他哥姐为了他读书只得出去打工了。”兰父说，大女儿和二儿子出去打工日子也不好过，一个月也就五六百元，还要接济小儿子读书，“也够难为他们了”，所以家里也不敢问他们要钱，实在到了没米下锅的程度才勉强跟他们打电话。

　　村里人安慰兰父：“苦几年，等你小儿子大学毕业日子就‘出头’了！”但兰父心头仍旧觉得沉重：“听说现在大学生多了，找不到工作的人一大箩……”

　　据村支书孙成贵介绍，目前全村大约有600多名年轻人外出务工，他们中，相当部分人是为了挣钱供弟妹或子女读书。家里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要么让子女辍学，要么就得“举债”读书。

　　赵世奇在这方面的“魄力”最为村里人折服。据他自己介绍，从1985年开始，为了让子女们读书，他就开始借钱。刚开始是向亲戚朋友借，后来就向镇上的信用社贷款，甚至借高利贷，“100元每月就得给5块利息，单这样的高利贷我就借了五六千元。”赵世奇说，借债最多的是在1992年，当年他共欠下18000多元债务。“培养6个子女上大学的钱几乎都是靠借贷，直到前年子女先后工作后才把所有债务还清了。”

　　“学费越来越贵，现在读书几乎成了村里人最重的负担了。”村民们如此感叹。

　　以兰嘉勇所在的贵州民族学院建筑系为例，学费一年2800元，住宿费800元，再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开销，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应该不低于6000元，而这相当于农场村一个农民家庭五六年的收入。对于那些年收入不足千元的贫困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贫困状态。

　　反哺“空白”的悲哀

　　“考上的都走了，然后把家人安置到县城，几乎没有回来的……”孙支书有些无奈地说。数十年过去了，虽然从村子里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农场村贫瘠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读书，改变的只是那些娃娃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

　　在孙支书的心里，有个愿望埋藏了几十年了。

　　村里唯一的进村公路每逢下雨天总是泥泞不堪，村里人倍受困扰，只是苦于没钱修路……这种状况从孙支书懂事起就一直持续至今，他老指望着哪个村里的“状元”能出面拿点钱修路，但终究未能如愿。“如果把路修好了，村民进出方便了，可能致富的步伐就加快了。”

　　兰嘉勇把村里的贫瘠归咎于“状元”们的反哺空白，并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在大学里，每次和外省的同学谈论起毕业后的去向，坚持“回老家”的人为数不少。相比之下，农场村里的人考上大学以后，总是“飞”了，这让兰嘉勇觉得很汗颜。

　　“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村里，带动乡亲们致富呢？”怀揣这美好的想法，兰嘉勇一考上大学就和三个好友约定：大学毕业后，一定回农场村去！

　　同为农场村走出的“状元”，雨朵镇党委委员赵剑岚却不认同兰嘉勇的看法。“你说让考上大学的人回农场，关键是回去以后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这样不是浪费人才吗？”

　　“其实，走出来的人也不是不想为改变农场村的命运作些努力，关键是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赵剑岚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每个月就千把块钱的工资，除去家里开销和人情花费，几乎所剩无几。“在省外工作的可能收入高点，但人家的消费水平也高，买房置业都要花钱，也不大可能给家乡支援。”

　　即使培养出6名大学生的赵世奇，至今也只靠自己做木工维持生计。“孩子们在外面都不容易，不想麻烦他们。”赵世奇说，一个儿子在成都工作，仅买房就花了30多万元。

　　“实际上，不仅是农场村，整个西部地区都存在这种现象，我们的家庭都在全力以赴地为发达地区培养人才。”贵州省社科院胡晓登研究员对此颇有感触。

　　“学生不回来，他们本身没有错，我们不能怪他们。”胡晓登表示，要想真正改变西部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最终还是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改变农村的人文条件；二是加强技能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基本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