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政策的把握能力应该与其秘书经历有关。”云南省教育厅一位官员分析,罗崇敏大学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文秘专业,此后又有过多年的办公室工作经历。

　　另一个关于罗崇敏的传说是,地方履职期间,罗崇敏有过一天接待3位中央不同部委领导的经历,每一个都能接待得很好。这位官员据此表示,他们的厅长并不仅仅是外界流传的激进改革者,他很注重权衡各方关系为其改革所用。

　　一个数字可以说明,罗崇敏为了发展云南民办教育,多方“化缘”,这些年经他引入的社会办学资金就有数亿元,罗崇敏为此得名“招商厅长”。

　　为了在财政困难的云南完成校舍危房改造,他更是积极求助高层。罗崇敏曾上书温家宝总理寻求支持,两会期间打断李克强副总理的讲话陈述困难,最终为云南争取到中央的财政支持,“这几年中央重大教育项目安排,100块钱中有10块分给云南,云南4年完成了2000万平米的校舍改造。”

　　罗崇敏承认,4年间完成多项既定改革目标,除了需要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动高层外,也需要“那点能力那点智慧”。

　　“我现在很孤独”

　　教育厅长罗崇敏实施的教育改革措施很多,大到改革中、高考,小到出台课业时间限制、禁止排名等具体措施,还有他最自豪的“三生教育”,目前被评价为效果最好,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生根发芽。

　　此时的罗崇敏也一改在红河时的低调,开始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他的一些改革理念开始面对公众提及。

　　其中一条他至今信奉的理念是:改革只要不违反大的法律法规,甚至在红河改革时违背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只要不产生社会震荡,都是可以去做的。

　　罗崇敏说,如今社会大环境对改革者越发宽容,而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改革者有没有魄力、能力、智慧去推进改革。

　　罗崇敏毫不讳言,为了推动改革,有时需要一点“人治”。任教育厅长期间,虽没了主政红河时号令一方的施政便利,但一些“特事特办”的改革举措仍然不时冒出来。

　　昆明出租车司机王雁鸿对本报记者讲,他的孩子将要报考的云南农大附中,就是罗崇敏去年利用开学前的一点时间,从山东引入昌乐二中资源联合创办的,其雷厉风行可见一斑。

　　“十几天办起一所学校,当时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在记者向罗崇敏求证此事时,罗崇敏也很慎重,他拿起铅笔,轻轻地在纸上敲了几下,“此事还是不提为好。”

　　多年推行改革的现实,已经教会了罗崇敏如何回避困难,又如何在困难中继续前进。

　　比如,他曾希望对云南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但随即带来教师身份脱离体制的问题,改革最终没能进行下去。

　　另一个改革是关于在大学里施行董事长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他虽反复博弈,但还是没能推行,几乎所有人都告诉他,“你这个不现实。”因为这与“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大学管理体制相背,他随即又做出变通,设想董事长一职由学校党委书记兼任,但最终也未能如愿。

　　罗崇敏依旧不死心,“如今云南民办高校设立董事会就是按照我的设想来的。”

　　对于已经60岁的罗崇敏来说,留给他的改革时间不会太多了,他想做到“前无古人”,就不能再轻易放弃一些事情。

　　在《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里,罗崇敏的“三生教育”理念、中高考改革、民办教育发展等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但罗崇敏表示,这并非他为未来云南教育改革进行布局,“虽然纲要写了这些东西,但不要想着后来者会这样办,除非我是普京。”

　　在近两年接受采访时,经常有媒体问及他在红河改革的一些得失,但他却总表示自己不喜欢怀旧,不愿过多谈及。他好写书,至今已出书18部,却没有一部关于自身改革的梳理与总结,原因仍是“不喜欢回头”。

　　但在5月17日与本报记者的长谈中,他意外提到了红河,“我不指望马上就见到效果,包括我在红河提出的卫生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很多地方都来学习借鉴,但恰恰相反,红河州不用了。”

　　罗崇敏相信,“我所推行的改革措施,都有它今后借鉴的价值,这点我从不怀疑。”

　　很少有人理解他,红河的老部下在他离开多年后依然不理解；至于云南,他似乎已不再奢求大家理解。

　　5月17日,在他发起召开的现代教育发展大会上,罗崇敏再提教育改革。这个少年时差点饿死、30岁读初中、38岁才成为副科级干部的教育厅长,谈到自己在教育领域推动的改革,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教育,我来过,我改变过。

　　“我现在很孤独”,罗崇敏曾这样说。但他接着说,“我的理想就是使我的人生价值最大化。具体讲,就是在每一个岗位上做事情,我都会想着超越别人、超越前人,我可以做前无古人的事情,但做不了后无来者的事情。”

　　在一个老下属看来，起点就已经比别人晚了的罗崇敏，似乎一生都在“追赶时间”，而且，不管行不行、愿不愿意，“大家都得跟着他一块儿跑”。（记者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