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旁听生”

在大四开学不久，杨永坤背着行李，来到位于北京南郊的一所学校实习。他说，自己对第一次正式站上三尺讲台充满了期待。

然而，他很快就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只能帮着指导老师改改作业，或者在各班级之间来回走动，做一个特殊的“旁听生”。两个月里，他只讲了七节课，其中四节课是在不同的班级讲同一内容。

北师大曾对免费师范生的实习情况做了许多硬性规定，最基本的一项就是“至少要讲十节以上的课”。

有些人的情况好些。比如在师大二附中实习的学生受到很多关照，甚至能讲上几十节课，因为那里很多老师都是北师大毕业的。

让杨永坤有些郁闷的是，他报到时学校并不知道他是免费师范生，直到实习结束的欢送会上，他的这个身份才被关注。

这让杨永坤感到失落。他原以为免费师范生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认知度很高：他们时常与教育部高官座谈，今年教师节温家宝还与八名北师大免费师范生到河北听课并座谈，这使所有免费师范生都有一种被特别关爱的感觉。

其实，为他们建立实习基地已经很难了。北师大一般通过地方教育局与地方中学签订实习基地共建协议。但在地方教育局那里就常遇这种情形：为什么我们要接受北师大的免费师范生？因为，当地也有师范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学生实习本身就是个问题。

同时，由于实习时间达到半年，也可能对实习学校的教学进度产生影响。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现有的“教育规矩”。英语系免费师范生周英惠在实习时提出开展讲座，将自己在北师大学习期间的心得体会与高中生进行交流，结果被年级组否决---理由就是这种讲座会打扰教学进度，且对成绩提高毫无益处。

这让周英惠感到委屈：向高中生展示未来的大学生活，非常有利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周英惠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的都是师范类专业。现在她却觉得，教师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她曾问一个高中班的学生想不想考师范，结果没有一个学生举手。

让周英惠尴尬的还有，家乡很多教师都劝她，千万不要回来当教师。一位中学老师告诉她，自己的很多学生高考成绩不如她，都去了上海等一线城市当白领了。

不过，实习经历还是使周英惠被推荐到乌鲁木齐的一所重点高中，并通过面试取代了原本已被录用的一名研究生。

这样，在半年些许之后，她将开始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与梦想。虽然有着些许普通年轻人的情绪和烦恼，但免费师范生们还是注定要去履行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教师编制难题

各地学校的编制和人员已经过“千锤百炼”，一个萝卜一个坑，“戴帽”下来的免费师范生却又没有随身带着新增编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北京报道

当全国1万多名免费师范生迎来他们在大学中的最后一个寒假时，酝酿许久的新一轮国家教改试点终于在12月启动。据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本轮试点分为专项改革试点、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试点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三个层面，每一层面下又包含若干任务。

无论哪一层面的试点，乡村教育都是重点。如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的四个主要任务，就包括统筹城乡、区域教育协调发展，统筹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保障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后者的主要对象无疑是一直面临“缺血”困境的农村基层教育。

在新一轮教改启动前的几年间，农村教育改革早已风生水起。从建立免费师范生制度到调整基层教师结构，自1911年以来就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基础的乡村教育，再一次站到了改革的关口。事实上，早在1993年的上一轮教改中，它已成为目标。

然而16年过去了，当被寄予厚望的免费师范生即将走上三尺讲台时，他们首先面对的挑战仍来自多年没大改变的现实困境：他们要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两年，可聘用他们的学校不太可能让他们占用宝贵的编制去支教。

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支持，可这些被寄望成为教育家的年轻人仍将在未来数年挑战乡村学校面对的主要困境：编制、经费等等。

但愿他们并非单兵突进，但愿他们能借新一轮教改的力度，再造乡村教育。

紧张的编制

很难想象，在国家着力培养一支精英教师队伍的同时，过去数年间基层教育系统的一项任务是缩减人数。对于一些西部地区而言，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甚至无法顺畅地接纳免费师范生。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一份调查说，该省大多数中小学都处于超编状态。以太湖县2008年底的数据为例，全县有小学教职工2309人，超编480人。

而在武汉，39名中小学校长副校长转岗后做起后勤工作。更早从2005年起，该市江夏区400多名中小学教师陆续转岗到后勤部门。

不过，与通常认为的城市、农村师资力量失衡不同，目前农村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内部教师比例失调：大量教师及教师编制沉积在乡镇及县级学校。

“现在很多地方编制是满的甚至是超的，但他们同样缺老师。能上课的人少，但占着编制吃皇粮的却大有人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

按照2001年国务院颁行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城市应为1:19，县城为1:21，农村为1:23。

湖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周洪宇说，这一编制标准以压缩编制和效率优先、城市优先为导向，存在编制标准整体偏紧、城市偏向和城乡严重倒挂的缺陷，导致其后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编制大幅度减少，全国中小学教师编制数量整体压缩10%左右。

“城乡倒挂现象突出，各地编制数量下降和裁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村，加剧了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与数量的严重不足。”他对《望东方周刊》说，其结果是大量乡村学校运行困难，甚至因为缺少编制难以为继。而在供给编制时，只考虑地区总数，并没有划分不同层次和岗位，这样接收新血液受到限制。

周洪宇举例说，某省九个人口大县曾缺编教师2300人，而2005年前八年间，除乡镇分流人员和复转军人进入中小学外，没有招聘过一名正式教师。这些地方的初中里，80至100人以上的大班并不少见。

再比如上述武汉小学的转岗人员，尽管不再继续担任教师岗位，但待遇和教师身份不变。虽然转岗，他们并未给一线空出多少编制岗位。

在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中，亦强调统筹编制符合国家要求和本地实际的办学条件、教师编制、招生规模等基本标准。

从代课教师到免费师范生

所谓编制紧缩，背后其实有经费紧张的因素。类似师资力量缺乏以及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是与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周洪宇认为，对基层教育的投入是最核心和最基础的内容，而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面对的首要挑战。

经费的紧张，直接导致了编制的紧俏。这样，编制和经费往复纠缠，陷入不良循环，成为整个国家教育困境的集中体现。

虽然教育部要求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落实免费师范生的教师岗位，到中小学任教的每一名免费师范生都必须有编有岗。但据本刊记者了解，正是“有编有岗”这个硬要求使一些学校对免费师范生望而却步。

距离毕业还有半年，部分地方的免费师范生仍不得不等待所在省份出台细则，落实就业问题。而这些省迟迟没有出台细则的一个原因，也是困于如何解决数百人的正式编制。

自2003年起的一轮教职工精简已涉及大多数省区。在辽宁、河南等地，分别有超过4万、6万名教职工被列入精简计划。在此情况下，各地学校的编制和人员已经过“千锤百炼”，一个萝卜一个坑，“戴帽”下来的免费师范生并没有随身带着新增编制。

“也就是说，安置一个免费师范生就得腾出一个编制。而现在乡镇集镇的学校都需要减编。”山东一县级市教育部门负责人说，即使把他们安置到缺编的乡村学校，也需要新的经费。

此前，为解决编制和经费造成的乡村教师的严重流失，乡村学校大量使用代课教师、民办教师。而1985年教育部就曾明确规定不允许使用这两类教师。但在师资力量匮乏的大背景下，低薪聘任临时代课老师其实已成为唯一出路。

一项调查显示，一名在编教师的工资可以聘用七八个代课教师。然而，代课教师的专业技能缺陷却是长期拖累农村教育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3月，教育部开始清退尚存的44.8万名代课教师。次年5月，国家即出台了免费师范生政策。

在中国教育协会会长顾明远看来，培养免费师范生的意义就在于让懂得教育的人办教育，将他们充实到西部地区和乡村学校之后，很可能成长为当地教育的骨干力量，并带动周围的教师不断成长，从而逐步缩小与城市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

在为期三年的清退过程中，重庆、广东等地通过招考给部分代课老师转正，其他一些地方采取了“一刀切”清退的办法。当然，还有部分地方仍存在极少量代课教师。“代课老师一旦清退，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员又不愿意接任，势必造成教学活动无法持续进行。”周洪宇说。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此前的教改讨论中，编制标准向乡村倾斜已成共识，在一些试点中，确定教师编制可能会在城市实行师生比，乡村实行班师比，以利于生源分散的农村。

“均衡”的机会

2010年7月底，教育部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出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并明确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等内容。

所谓城乡均衡发展并非今日之语。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它就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目标。

目前在这一领域最令人关注的消息是，年底可能出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监测指标。周洪宇认为，这个指标将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乡村中小学产生深远影响，“标准应该是相对统一的，不能说农村就可以建得一般，而城市就建得较好。”

他说，义务教育标准包含相应的指标参数，在数据方面的明确认定将促进城乡教育设施均衡化以及师资队伍均衡化。

杨东平表示，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才能“留得下，用得上”。包括教师待遇等与城市保持一致后，乡村师资力量的匮乏才可能得到有效改善。

这一监测指标系统或将包括硬件建设与维护费用等具体数字。但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早在2005年就曾表示该监测指标系统将于年内出台。“制订指标容易，但是放到基层后如何实现？如果不实现对地方领导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像GDP一样影响他的仕途？这些关系不捋顺，出台指标也很难落实。”一位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说。

周洪宇说，湖北省目前承担了三个教改试点项目，包括义务教育均衡化实验、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应该像30年前的小岗村改革一样，在地方设立改革创新实验区，并给予专门的经费以及相应的政策，一旦条件成熟之后，即在全国进行推广。”

这样，免费师范生们就可能拥有一个成长为未来教育家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