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组数字，是公开报道的各地已安装及计划安装的摄像头数量：北京，26.5万个；深圳，20万个；广州，25万个；上海，20多万个；昆明，20万个；南京，10万多个；郑州，10万个；莱芜，5万个……

    据专业人士分析，2006年全国城市已安装摄像头总数肯定在100万个以上。今年更是各大城市建设视频监控系统大干快上的一年。

    然而从相关的立法和社会议论看，相比于监视能力的增长和监视触角的延伸，我们社会对此的思想准备和法律准备严重滞后，因此将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和隐患，让人忧思。

    有关视频监控议题，需要监视者和被监视者一起来回答4个问题：为什么监视？谁有权安装？可以在哪儿安装？如何处置收集的资料，确保不被滥用、盗用、恶意利用？

    回答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划清公民隐私权利、政府权力与公共安全利益的边界。

    为什么监视？监视者分两种，一种是权力机构，一种是企事业单位法人和个人，本文主要讨论权力机构。

    “为了威慑和打击犯罪，改善社会治安”，这是政府官员给我们的说法。但改善社会治安的办法有许多种，为什么优先选择监视这一种？需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利弊衡量，需要具体说服公众。

    从原则上，我当然赞成公安和司法机构不断采用先进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公众。但公共监视系统的采用，既要付出公共财政的成本，更要付出公民隐私权利损失的成本，而它的公共效益有多大，是个变数，要取决于相关制度、机器使用者的责任心和能力。

    近年来，各地在建设监视系统上已经投入200亿元以上，每年维护费用不知几何。帮助破了多少案、产生多少效益，应该进行科学的研究总结。

    监视系统的发达，电子眼窥视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必将增加公众社会生活的透明度，公民有可能渐渐变成透明鱼缸中的鱼。通过增加公众行为的透明度来维护社会治安，其思路似乎与通过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以防治权力腐败相同，但二者应有本质不同。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世界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都教育我们，对权力不妨作“有罪推定”，对腐败防微杜渐。而对公民，不能作“有罪推定”，尤其政府不能对公民作“有罪推定”，在太多的场所实行“无缝”监视（不少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标，是所有的公共场所实现“无缝”监视），其实含有把所有人当做犯罪嫌疑人看待的意味，必然对公民的隐私权带来阴影。因此，政府使用监视手段必须防止无限扩张。

    随着科技的进步，从技术上说，时刻监视、追踪每一个人的言行（从公共生活到私人生活），都将不是难题。

    技术手段的进步需要配置制度与观念的进步，公众生活透明度的增加，必须以政府权力透明度的增加为前提。当许多权力尚在黑箱中运作，其实谁也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对公众的监视不被扩大，不被滥用。

    在容易发生公共安全问题的公共场所安装监视系统，应被视为个人、公众与政府三方之间达成一个妥协交易：我为了个人安全和公共安全，让出部分隐私权利，委托权力部门进行监管。在这个框架中，被监视者必须要有权参与监视规则的制定，他们不应是被动的无奈的假定“有罪”的人群。个人的正当权利也要能得到适当的保护，需要避免陷于多数暴力和公众审判。

    只有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我们才可以继续有效地讨论“谁有权设置摄像头”、“可以在哪儿设置”、“如何防止监视资料被滥用”等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必须在思想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涉及程序、罚则等技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日前，成都媒体发布一则针对该市“天网”监视系统的“安民”报道，有关部门让市民放心，因为相关的管理办法中已经有“不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规定，“涉及公民隐私的画面将不准储存、外传”云云。报道中提到一个案例，“家住南门的林先生”被窗外一个转动的摄像头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轻易拉开窗帘。这一案例让整个报道显得可疑而可笑。

    公安机关的日常监视摄像头，根本就不应该对准一个合法公民的窗口，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坚硬界线，否则，公民的隐私空间将永无宁日。只有对在公共场所经合法程序收集的公民隐私画面，才存在如何合法处置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正当的理由，公民的隐私空间就不能被侵犯，隐私空间未经允许、被人监视，不管画面是否被传播，公民的权利就已经受害。

    “家住南门的林先生”有什么途径可以反对窗口那个政府安装的“偷窥”的眼睛，并防范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这不仅是“林先生”的问题，将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刘县书)